人口学者：全面二孩不是生育政策终点？
在“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之际，有人口学者表示，全面二孩不是生育政策终点，为何这样说呢?请看下文介绍!
人类曾经长期生活在蓝天白云下，但最近数十年来，空气不再清新、河水不再清澈、阳光不再明媚、食品不再安全……甚至污水横流，雾霾锁国。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显性生态灾难，并努力加以治理。与此同时，另一场隐蔽的生态灾难也悄悄走来，这就是以少子老龄化、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人口与劳动力萎缩等为主要特征的人口生态危机。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几十年后，当大家对(超)低生育率时代来临欢欣鼓舞，而对即将降临的诸多问题浑然不知或不以为然之时，极少数人口学者就已经关注到中国即将面临的人口生态危机，本着良知与责任向政府与社会大声疾呼。穆光宗教授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
1980年代以来极端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效应因时而异。短期来看，有利于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但长期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某些规定与工作中的一些极端做法不仅对人类的基本伦理与价值体系造成破坏，因而偏离了人类社会公平公正的伟大理想，而且还会导致持续(超)低生育率的加速到来，进而导致人口生态危机的降临。
社会政策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化解社会问题，二是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无论从公平公正还是社会问题化解角度考量，中国式的计划生育不仅没有很好地实现上述政策目标，而且还导致了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人口生态失衡就是其集中体现。维持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不仅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也是维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更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现在这一根基已经发生严重动摇。根基不牢，地动山摇。
生育政策调整所导致的生育率反弹幅度是验证人口政策效应的社会实验。从近20年来不断传出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与不断出现的主动放弃政策内第二个孩子生育权利的现象，到“单独二孩”政策的普遍遇冷，不仅昭示着国人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预示着限制性生育政策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影响已经衰微。
伴随着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公平性与正当性等的争论就从未停息。伴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全面二孩”政策决定的出台，终于宣告在中国大地上实施达35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在一个思想与文化日益多元的当今社会，一项公共政策的调整牵动着如此多中国人的神经，以至于演变成为一场“全面二孩”政策的“全民狂欢”，这充分展示了“全面二孩”政策决策深得民心。
作为一项有违民意并被强制长期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究竟给中国的人口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的计划生育将何去何从?……在经历“全面二孩”政策的集体狂欢后，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严肃、认真地去研究与思考。而在这方面，穆光宗教授无疑是学者中系统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成败得失的先行者。
穆光宗教授很早就从微观家庭与宏观社会角度深刻阐述了人类生育的'意义与价值，关注并提出了“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的命题，指出中国将面临少子老龄化与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等新人口问题及其种种危害。生育不仅牵涉到数量、性别与时间等维度，更是牵涉到人的基本权利的生育权能否得到基本尊重的重大问题。不仅为我们全面审视与评价独生子女政策及其成效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而且为冰冷的中国学界与社会注入了一股人文关怀的暖流。明确指出“全面二孩”政策是中国生育政策回归常态征程中的“中点”而非“终点”。面对持续超低生育率时代的来临，指出生育不仅是公民应享有的天然权利，更是每一个公民在人类世代繁衍中的应尽责任，并提出了适度生育的思想。指出长期的极端的计划生育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国家理应承担计划生育负面后果的历史责任。主张重建中国的人口生态，包括计划生育从行政强制到群众自愿，构建家庭友好型经济社会政策，努力促使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附近并稳定下来，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全面二孩”政策开始实施之际，《人口生态重建》的出版发行可谓恰逢其时。该书内容丰富，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多有涉猎，既有对现实人口问题的分析，也有对未来将遭遇的严重的人口问题的前瞻性研究。通读本书，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不能不为穆光宗教授的个人品格、独立精神与深刻思考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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