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环境焦虑症

时间：2022-06-17 03:00:30 心理健康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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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环境焦虑症

　　环境焦虑症你怎么看待?应该说，把建设生态文明和保障公民环境权益写入宪法，并尽快修改已严重不适应现状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刚化法律约束，加大责任追究，加重违法成本，以遏制环境违法行为，这样的建议本身并没什么错误，但它不是来自实际的，实用性和实效性值得商榷。

　　如今，雾霾、地下水、“癌症村”、血铅中毒、PM2.5……密集出现的污染事件令公众揪心不已。一面是群众竟价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一面是政府充当“带毒GDP”的背后推手;一面是对清洁空气和水的殷切期待，一面是对污染情况层出不穷的屡屡失望。今日中国公众的“环境焦虑症”，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了。

　　我们必须肯定，法制之路是环境治理的光明大道，必走无疑。但是，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与其说目前我国环保法律缺失、滞后、偏软的现状是病灶，不如说具体环保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实是元凶。比起环保法律不完备来，现有法律不认真落实，或“看人下菜碟”，或形同虚设，危害更加巨大，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加以切实解决。

　　冲破重“雾”，不留“霾”伏，需要通过立法渠道来改变目前旧的不合理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清楚，不惜“血本”，“上大项目、大上项目”，一直是一些地方的经济支撑，这也反映出了不科学的发展观和错误的政绩观。其实，固守和主导旧的不合理的发展模式正是地方官员，地方政府才是“带毒GDP”的背后推手，环境保护最大的压力来自地方官员盲目追求GDP的冲动。

　　谈及环境污染问题，许多人都说“重”结构、“松”管理、“轻”处罚，是“美丽中国”的三大天敌。但是残酷的现实却是，不让那些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上马”，基层环保局长就得“下马”。因为“企业良心染黑，官员政绩漂红”。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指出：“很多时候，政府官员今天决定上项目，明天就要求做，根本没机会搞环评。”不是没时间评估，而压根儿就不让这样做。毕竟，环保局长的“乌纱帽”捏在地方领导手中，家属子女和亲属都有可能被绑架。监管无力，执法不硬，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尽管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中国目前仍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尤其是剔除“权大于法”、“刑不上大夫”、“县官不如现管”等封建思想残余，尚需时日，任重道远，法治建设特别是公民环保意识的增强，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容易形同虚设，也极易被当成塞责的借口。言必谈“法律”，查必究“法律”，时时靠法律维权，事事靠法律救济，把一切归咎于法律缺失，把一切寄望于法律完善，则意味着公众监督的视线被巧妙地转移了，政府的纵容污染企业的责任被合理掩盖了，相关的责任追究也被宽泛化、虚无化了。事实上，再完备的法制也无法根治公众的“环境焦虑症”，单靠法律维系将会事倍功半。环境执法最终要靠人，靠高素质的人以“踏地留印，抓铁有痕”的执法决心和勇气，把相关法律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形成不想污染、不敢污染、不能污染的氛围，这才是法律所担当的任务。

　　这里，仅以山西潞安天脊“12·31”事故为例，反思发生此次河水污染事故的深层次根源，并不都是法律缺失所致，而首先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发生了严重偏颇——GDP至上，政绩第一，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人情冷漠，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又能起到多大作用?

　　总之，单纯依赖外在的法律威力粘合不起环保的天罗地网，更无法形成对污染企业的强大震慑力。法律从来不是孤立诞生的，也不可能单独自动发力，离开人的责任心，离开人情的沃土，法律也会枯萎乏力。不难想象，一个发展观和政绩观错误、缺乏责任感、少恩寡义、没有爱心的官员，怎么能引领好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呢?看来，一旦背离了人性化的理念，忘记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不善于理解人、尊重人和关怀人，再好的法律也是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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