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和精神分裂是一回事吗

时间:2024-08-17 07:54:36 心理疾病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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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和精神分裂是一回事吗

  对于抑郁症和精神分裂,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那么抑郁症和精神分裂是一回事吗?下面抑郁症和精神分裂是一回事吗是小编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浏览。

  

  戴维·库普弗(David Kupfer)可以说是一个当代的“异教徒”。作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库普弗在过去6年中一直在主持一本书的修订,而这本书通常被称作“精神病学领域的圣经”。今年5月,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向世人展示了这本书的第5版。这本书名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其中罗列了各种精神疾病的症状,为世界各地的精神科医生提供参考。DSM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地位是如此神圣,以至于在修订过程中,库普弗提出的唯一一个没有遭到反对的提议,大概就是把这次修订版名称的英文缩写由DSM-V变成DSM-5。

  尽管DSM-5的标题和内容已经尘埃落定,但笼罩在整个修订过程中的争论却依然在继续。很明显,迄今为止,专家们从没有在如何定义和诊断精神疾病这个问题上达成过共识。和先前的两个版本一样,DSM-5把精神障碍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如抑郁症(depressive disorder)、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以及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这种把精神疾病分成不同类别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一直在精神病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样做的主要依据,则来自几十年前的理论和患者的主观症状。

  问题在于,对于这样的分类,生物学家一直未能在基因或神经科学层面上找到证据。越来越多精神科医生,不再接受疾病类型这种泾渭分明的框架限制,因为他们在临床诊断时,经常发现很多病人的症状并不能完全归入某种类型之中。库普弗希望,新版的DSM能够摒弃这种类型划分方式,转而采取“维度”(dimensionality)划分方式,即不同精神疾病之间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互有重叠。根据这个观点,精神疾病是由一些共同的风险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这些风险因素可以导致某些相互关联的内在驱动力发生异常,比如动机和奖赏期待。这些因素可以检测得到(也就是“维度”),医生可以根据这些因素,把病人定位于精神病谱系的不同位置上。但把精神疾病谱系的概念引入DSM的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因为一些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方法并不成熟。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许就是进行更多的研究。2010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发起了一个叫做“研究领域标准”(Research Domain Criteria)的项目,旨在更深入地研究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维度变量和大脑回路。领导这个项目的临床心理学家布鲁斯·卡思伯特(Bruce Cuthbert)说,这是一次在精神疾病方面有着“推倒重来”意义的尝试。谈到代替类型划分方式,他说,“我们的确得想想,正常的精神过程是如何产生异常,导致精神疾病的”。

  但是,这对DSM来说太晚了。库普弗说,他现在明白,改变临床诊断方面的标准是多么困难。“飞机已经在空中,我们得在它的飞行过程中做出改变”。

  DSM的进化

  DSM出版新版的频率并不高,毫不夸张地说,天主教更换教皇的频次都比它要快。在1952年和1968年分别出版的DSM-Ⅰ和DSM-Ⅱ中,反映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观点:精神病源于内驱力之间的冲突。例如,DSM-Ⅰ中对焦虑的描述为“由人格内部的威胁所产生”。按照这个描述,焦虑症状只能由患者自己陈述,几乎无法诊断。

  到1980年前后,人们在精神疾病的诊断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美国精神科医生团体发现,有许多病人症状相同,却接受了不同的诊断和治疗,他们非常震惊,因此抛弃了弗洛伊德,转而从中欧引进了一个新榜样:精神科医生埃米尔·克雷珀林(Emil Kraepelin)。克雷珀林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是不同的综合征,它们有不同的症状表现,也可能有不同的成因”。于是1980年出版的DSM-Ⅲ,把他的这种思路,变成了现在所谓的类型划分方式。而1994年出版的DSM-Ⅳ,则延续了这一做法,只是简单地增删了一些类型。

  自此,整整一代深受心理疾病困扰的人,开始走进精神病诊所,依据DSM的标准,他们被诊断出了不同的病症,包括焦虑症、进食障碍和人格障碍,等等。而这些DSM-Ⅳ中出现的大部分病症仍旧出现在了DSM-5里。

  但在诊所里,不同病症之间的界线却在逐渐消融。精神科医生发现,大部分病人都会带着各种各样的症状来就诊,所以常常被诊断为有好几种不同的精神障碍(即共病,co-morbidities)。在符合DSM-Ⅳ中一种疾病标准的病人中,大约有1/5同时也会符合至少另外两种疾病的诊断标准。

  病人们并没有看过DSM,史蒂夫·海曼(Steve Hyman)如此说道。海曼目前管理着美国斯坦利精神病研究中心(Stanley Center for Psychiatric Research),这个中心是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的一部分。当病人的症状随着时间发生起伏变化时,他们会得到不一样的诊断结果,这可能会令他们感到不安或空怀希望。海曼说:“问题在于,精神疾病诊断标准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领域,而在这样的情况下,DSM却已被作为确凿无疑的标准采纳了。”

  精神科医生见过太多有共病的病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创造出新的类型,来定义其中的一些病症。举个例子,经典的克雷珀林理论将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定义为两种病症,而为了描述兼具这两种病症的病情,精神科医生不得不创造了一个新的合成词“分裂情感性障碍”(schizoaffective disorder),并且这个新类型已被DSM-Ⅳ认可了。

  有关精神疾病机理的研究,进展一直不大。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几乎所有精神疾病症状背后的基因、新陈代谢、细胞层面的机制,还仍然是个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类型划分方式,阻碍了真正有助精细诊断的研究。一部分原因在于,提供科研经费的机构往往偏爱符合DSM诊断标准的研究。尼克·克拉多克(Nick Graddock)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神经精神疾病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几年前,我们根本申请不到经费来研究精神病,研究人员可以研究双相障碍或研究精神分裂症,但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就不行”。

  “我们应该允许研究人员跳出传统来思考,”海曼说,“让他们全面、彻底地重新分析这些病症,这非常有必要。”

  最近几年,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接受这种挑战传统的观点——遗传学和大脑成像研究都指出,DSM定义的各种精神疾病并非相互独立的,而是在症状上存在“重叠”。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表明,焦虑症患者和情绪障碍患者的大脑杏仁核,都会对负面情绪和厌恶刺激反应过度。同样,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执行注意力需要长时间集中的任务时,大脑前额叶皮层都会显示出不寻常的活动。

  美国麻省总医院的乔丹·斯莫勒(Jordan Smoller)的研究团队,检测了超过3.3万名5种主要精神疾病(自闭症、多动症、双相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因组信息,以期找到和疾病相关的基因序列。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项试图揭示精神疾病遗传根源的研究。今年2月底,这个团队报告说,这5种精神疾病都和一些遗传风险因素有关(具体地说,是4个染色体位置)。“我们在遗传学中所看到的情况,与我们在临床所看到的情况十分相似,”海曼说,“我们必须反思。”

  “维度”划分

  因为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上的结果,DSM的类型划分方式的可信度开始受到质疑,而与之对立的维度划分方式则逐渐赢得支持。过去十年中,精神科医生已经提出了许多这样的维度,但并未得到应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维度没有获得DSM的认可。

  比如,频繁出现的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的共病,使得一些学者提出一个精神分裂-强迫症谱系,根据病人的侵入性思维(不由自主要去想自己担心的事,自己无法摆脱)来自外部或内部,而把病人置于谱系的不同位置。2010年,克拉多克和同事迈克尔·欧文(Michael Owen)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激进的维度谱系,其中,5种精神疾病被置于同一条谱系上:精神发育迟滞—孤独症—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障碍/单相情绪障碍(见图“增加的维度”)。通过评估一系列特质(如认知损害或情绪困扰),受病症影响的严重程度,精神科医生把病人置于轴线的相应位置。克拉多克说,这种诊断方式看上去似乎太简化了,但它的确与病人报告的症状相一致。比如,同时显示出精神发育迟滞和自闭症迹象的人数,就比同时显示出精神发育迟滞和抑郁症迹象的人数多。

  1997年,当库普弗和DSM-5修订团队开始工作时,他们非常乐观,觉得肯定能够在新版本中引入“维度”分类机制。修订团队组织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怎样引入新方法。其中一个有些激进、极具争议的提议就是,将人格障碍相关的10种病症减少一半,然后引入一系列互有交叉的维度,来评估病人的患病程度。

  但这个提议和其他提议一样,也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批评者说,提议中的量度方法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并且对于如何使用这种量度方式来诊断病人,精神科医生也没有经验。另外在2010年-2012年,研究人员曾依据DSM试行版开展临床实验,试着根据人格障碍相关的维度对病人进行诊断,但最后失败了:尝试使用这种诊断方法的精神科医生,都得出了不同的诊断结论。美国杜克大学的退休精神病学教授艾伦·弗朗西斯(Allen Frances)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过早把还不完善的维度体系引入DSM-5,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未来临床医生接受这种诊断体系”。弗兰西斯曾是DSM-Ⅳ修订团队的领导人,也是反对将维度体系引入DSM-5的最强硬的批评者之一。

  有关维度的提议,在患者团体(指声称代表患者利益并向患者提供服务的组织)和慈善机构中也同样不受欢迎。这些组织中,大多都是经过长期努力,才给不同的精神疾病争取到确切的名称,他们不希望看到“精神分裂症”或“双相障碍”被标成其他名称。一些心理学家还在私下抱怨制药公司对DSM修订的影响,以及制药公司和精神科医生之间的关系。制药公司的行为,其实都是想继续从现存的DSM类型体系中获利,因为美国的医疗保险方案是基于DSM中的病症类型来支付治疗费用的。这些公司不想看到类型体系瓦解。

  为时尚早?

  2011年年中,DSM-5修订团队承认失败。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的一篇文章中,库普弗和DSM-5修订团队的另一位负责人、美国心理学会研究主管达雷尔·雷吉尔(Darrel Regier)承认,他们过于乐观了。2012年12月,在最终的规划会议上,富有争议的维度诊断法,被美国心理学会理事会投票否决。

  美国心理学会声明,与此前的版本相比,DSM-5的最终版本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它综合了类型和维度诊断体系。先前的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和药物依赖(substance dependence)合并成了新的药物使用障碍(substance-use disorder)。亚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自闭症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少数几个相关病症并入一个叫做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 disorder)的新类型中;强迫症、强迫性拔毛发癖和其他类似的障碍归为强迫性和相关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and related disorders)。雷吉尔说,最后的这两个变化,可以给有志探究病症之间联系的研究人员带来帮助。

  “研究领域标准”项目是此类研究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去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批准了7项研究加入此项目,经费总额达500万美元。而且,卡思伯特说,该计划“代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在未来几年,将逐渐增加转化研究的比重”,目标就是找到新的维度变量,然后评估它们的临床价值,并为新版DSM提供信息。

  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资助的项目中,有一个是由美国Laureate大脑研究所的耶日·博杜尔卡(Jerzy Bodurka)主持的。该项目研究的是快感缺乏,即无法从诸如锻炼、性行为或社交活动中获得乐趣。快感缺乏在很多精神疾病中都存在,包括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

  博杜尔卡的团队正在验证一种假说:功能失调的大脑回路触发了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然后炎性细胞因子通过压抑动机和快感,导致快感缺乏。研究人员打算通过分析基因表达和大脑扫描,来探究大脑回路、细胞因子和快感缺乏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说,如果能够弄清楚快感缺乏的生理机制,那么不管有没有DSM,病人都可以得到明确诊断和相应的治疗。

  卡思伯特说,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让药品管理者也认同这个观点:DSM对精神疾病类型的划分,并不是能证明药品对某种病症有效的唯一方式。他说,目前关于这个原则的沟通结果,还是比较正面的。因为这有先例,“疼痛不是一种障碍,而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却给镇痛药品颁发许可证,”卡思伯特说。

  对于科学家来说,“推倒重来”是明智之举,但这样的话,DSM-5怎么办呢?许多局外人认为,在维度这方面,DSM-5和DSM-Ⅳ一样,没什么改进。库普弗和雷吉尔说,许多关于维度的尚未做最后决断的部分,都已经包含在手册中,以后会对它们做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DSM-5会被当成一个“动态文件”,可以比以前的版本更快地在网上更新,库普弗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DSM的后缀由“Ⅴ”变成了“5”的原因。他说,一旦以后的研究证实了维度诊断的可行性,也许这些研究的直接影响就是,维度体系会被纳入DSM-5.1或DSM-5.2。

  然而,所有相关人士都赞同一件事——他们现在效仿的,不再是弗洛伊德或者克雷珀林,而是发生在肿瘤学上的基因革命。现在,科研人员和医生,都是基于肿瘤的详细遗传信息,而非它长在身体哪个部位,来分类和治疗癌症。精神病学界认为,利用遗传学和大脑成像对心理健康进行诊断,也可以同样如此。当然,这需要时间,在精神病学发展到足够程度,足以让类型划分体系成为历史之前,可能还有一代人都将接受有瑕疵的诊断方法。

  “我希望,我能够给一个可能患有双相障碍的病人作出合理的临床诊断,”克拉多克说,“我会做血液检测,寻找遗传风险,然后将他送进大脑扫描仪,再叫他想些不太开心的事情,使他的情绪系统活跃起来。”检测结果可用于追溯根本病因——如大脑内某些化学信号有问题。“然后,我就能给他提供关于生活方式的建议和治疗的方案。”他顿了顿说,“事实上,我这只是白日做梦,因为到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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