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精神病患的内心世界
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歧视,或暗藏在歧视之下的恐慌、漠视、排斥的心态,取决于我们自身精神世界的高度,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有翅膀的东西。一起看看走进精神病患的内心世界吧。
走进精神病患的内心世界
对于所有被社会遗弃,遭受人们歧视的弱势群体,给予关爱、理解与帮扶的唯一动力,源于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上帝,看见基督。因为任何生命,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被造而有。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不应存在任何歧视和压迫,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光线都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整个世界。”
漏洞百出的定规
促使我为精神病患正名的,源于一项偶然的发现:城市公交车的电子视频滚动条,翻动着“谢绝精神病患者乘车”的标示语。或许这只是某种形式主义或口号主义,现实中,极少有司乘人员面对形形色色的乘客,对其病史能够作出恰当而理性的判断;人们也不应通过一个人的外在行为而随意认定其患有“精神病”,这会伤及对方的尊严和人格,即使某人有精神病史,但在乘车的时间段或外出的某一个时期,病情处于稳定和正常状态,是否意味着他的社会生活都将遭受歧视与排挤?
我感觉面对一个庞大的隐藏群体,自己成了局外人,可是当我冷静分析之后,却又发现此项提示竟然漏洞百出。
首先,人们如何定义精神病?
在劳振威所著《认识精神疾病》一书中,他对“精神”一词的解释为:
“精神与肉体是构成一个人身体的两个对等的部分。当肉体的抵抗力减弱,身体便出毛病,出现各种病症;当心灵的抵抗力薄弱,精神便出现各种问题。”
他所定义和解释的精神疾病,涵盖了人类在生存的舞台上,面临各种处境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的心灵反应,并最终诉诸于外在行为。他在此书中,建议人们应当拓宽对精神领域的认知,广义的精神层面的疾病除了众所周知的“精神分裂症”以外,还包括焦虑症、情绪病、失控症、以及压力与身心症。广义的焦虑症又包含恐慌症、恐惧症、强迫症、以及广泛性焦虑;情绪病包括抑郁症和躁狂抑郁症;失控症则包括偷窃狂、纵火狂、购物狂、病态赌博、以及暴食症。
人类因为后天环境(社会的,家庭的,与教育的)的影响,造成不同形式的人格变异与怪诞行为,未必都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范畴。比如:人们往往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混淆。错误的判读带给庞大的抑郁症群体巨大的身心压力,以致病情延误。又将上述的精神、心理、与情绪疾病,笼统的谓之为“精神病”,而从未加以区分,也自然贻害了急需对症下药的病患及其亲属。
显然,公车标示语所定义的“精神病患”,应当仅仅限制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劳振威在书中列举了精神分裂症的普遍特征:妄想、幻觉、思维紊乱、衣着古怪、哭笑无常等等。他们的心理状态、思维模式、以及生理病变,已经远远异于常人,如果没有直系亲属的陪伴,很有可能作出违反社会治安、伤害他人、并最终自残自伤的暴力行为。对于此,作出某些强调是可以的。然而只有口号式的强调,却没有建立于维护尊严与人格之上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如公车标示语那样的草率注明,本质没有任何意义,既不可能引导大众对精神层面的疾病,有更加深入和理智的了解,也不可能唤醒人们对此群体源自人性的悲悯,反而印证了如下事实:
第一:这个社会在“和谐”中,处处充满着太多的群体歧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视与人格侮辱,以文革期间张志新惨遭精神折磨,最后导致精神分裂,进而饱受轮奸最为恶毒。当下社会,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和外来进城的“打工仔”“打工妹”,都难以保障基本的人格尊严,更难于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遑论作为弃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第二:我们的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尚有诸多漏洞,比如,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对精神分裂症群体的社会监督体制?仅仅一条电子滚动式的条幅,或仅仅依靠传媒效应,能否让我们的`良知得到安慰?我要表达的是:除了法制框架内的监督管理,对于任何一位立法者与监管者,应当自我设立“人性的监督法案”,只有当我们将建立于关爱、理解、尊重之上的人性得以唤醒,制度的意义才会完善。
所有制度,都应当以人为本;所有以人为本的理想蓝图,都应当以天赋人权为基石;而所有天赋人权的建立和完善,应当重新返回那一方被屈原和约伯共同仰望了几千年的“天”。当约伯在呼唤中看见上帝,此世的一切荼毒和杀戮,便都找到了出路。
关于人性的监督法案,期待不是一种奢望。事实上,在《独立宣言》最新译文中,重新阐释了个体在生命之初被上帝赋予的人权:我们并不是“生而平等”,而是“被造而平等”。它将我们从生而平等的自欺中唤醒,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重新看待他人,也重新观望我们的历史和宇宙。于是,人们想念及上帝的仁慈和至善,“上帝使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对于所有被社会遗弃,遭受人们歧视的弱势群体,给予关爱、理解、与帮扶的唯一动力,来源于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上帝,看见基督,因为任何生命,都是上帝按照祂的形象被造而有,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不应存在任何歧视和压迫,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上帝在光明之中,每一道光线都出自于他,由他照亮了整个世界。”
一个真正实现文明自主的社会,必定会张开爱的膀臂,邀请每一个灵魂前来,让所有的弃儿与流浪汉,在此岸找到片刻的理解与安宁。如果有人认为犹太裔女诗人爱玛•拉扎罗斯的诗句仅仅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告白,那说明我们仍然处于和基督擦肩而过的尴尬处境中: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一起送给我。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与疯子的不同之处
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歧视,或暗藏在歧视之下的恐慌、漠视、排斥的心态,取决于我们自身精神世界的高度,这就是潘多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有翅膀的东西。
有两种人最容易患精神分裂症:
一种是执着的探寻自己要往哪里去的人,多见于艺术家和哲学家,如哲人尼采、艺术家梵高、达利;俄国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他们与精神分裂症都有着不解之缘。
一种是还没有来得及追问故乡,便已被这个悲惨世界完全淹没的人,如文革遭受迫害,导致精神分裂的长安画派石鲁,以及无数平凡的精神病患,当他们脆弱的心灵遭受严重的外界刺激,神经系统便摇摇欲坠。
无论哪一种情形,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真实世界里,始终充满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张力。他们在自我的受难中,叙述着人性的分裂,以及世界的分裂,或者说,他们在理性与感性、生理与心理、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之间,印证着世界的真相。或许从某一个角度而言,当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他人的排挤,此时,他们的内心却比常人更为清醒。
为了验证正在觉醒的灵魂,达利在艺术的道路上,虽然屡次面对世俗舆论的负面评论和攻击,他仍然执着的进行真理的追问。他以超现实抽象艺术,描摹着精神世界的内涵,当抽象的精神符号在艺术中获得再现,表面非常荒谬,却又无比真实。阅读达利的艺术,会引发对于现实世界的质疑、猜测、诘问、之后进行解构,而这样一种解构,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建。当我们在达利的艺术中惊讶的发现“故乡”的时候,我们不必惊异。
达利说了一句震撼的话:“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我没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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