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公精神这一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一是爱国敬业，直言切谏。二是民为国本，为民请命。三是刚正不阿，不畏权贵。四是廉洁从政，公正司法。
城管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包公，一个震古烁今、世代传颂的名字。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包公集清官、忠臣、名探、神袛于一体，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是万民景仰的“包青天”。在民间传说、戏曲舞台和影视剧中，他不仅秉公执法、断案如神，还能上天入地、服妖降魔，代表着中国民间传统中的最高人格化期许，千百年来，无人与之比肩。
然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包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为什么他在华人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他对后世的影响为何如此之久之大?今天上午，在合肥包公祠举行的三集高清纪录片《千年包公》首映式上，来自北京和安徽两地的各界人士分享了该片带来的震撼和启迪。
第一集《清心直道》，通过包拯青少年时期真实的故事、包拯出仕时明志诗，介绍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个性形成的原因;通过包拯家训以及包氏后人对他的怀念，突出包拯的清正廉洁的家风与精神至今仍有深刻影响;通过同时代的官员刘筠对他的影响，呈现北宋仁宗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点面结合，有理有据。
第二集《铁面无私》，叙述包拯任监察御史及开封府尹等官职时，不畏权贵，弹劾贪官污吏及皇亲国戚的故事，其中以“七弹王逵”、“六弹张尧佐”与“断冷清案”最为精彩，在真实历史文献基础上，用影视剧手法进行再现，突出包公铁面无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的可贵精神。
第三集《以民为本》，通过“断牛舌案”、“匿金案”、“陈州折变”、“不持一砚归”等历史故事，说明包拯以民为本，把百姓利益放在心上的为官为政思想。对贪官污吏铁面无私，对百姓却心怀柔情厚意，他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一千年来，百姓把他也放在
心坎里。通过再现真实的包公故事，寻访包公精神的当代体现，力求在观众心里树立一位真实可信的清官而非戏说的包公形象。
城管观看千年包公观后感
既要强调为政之制又要重视为官之德
历史上真实的包公以孝、刚、廉、明著称，后来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包公以善断狱案闻名，被誉为折狱断案“箭垛式人物”、“东方的福尔摩斯”，并形成独特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包公司法文化。
以包公为代表的司法文化历经千年，其重要价值在于它树立起清正廉洁司法官员的崇高形象，有利于提高司法工作者的素质;它倡导社会正义的价值取向，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
包公司法文化应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但有人认为清官司法突出个人，抹杀制度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从法治理论上来说是正确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们保护正当利益要通过健全法制，而不必祈求清官。但将制度与个人割裂或对立起来也是不现实的。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实行，选好人、用好人才能执好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必须用好人。有包公式的清官才能执好法。我们所说的清官品德与严格执法实际是统一的。当今执法中的问题，不少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官德失范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强调为政之制，也要重视为官之德。
另外，包公的严格执法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这就是追求社会正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权者可以官官相护或以权枉法，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民在经历了无数次抗争失败、问题仍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时，便把希望寄托在包公一类的清官身上，希望讨个“说法”即公理。所以包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良的愿望，凝结着社会正义。人们推崇包公就是追求社会正义，这正是包公断案故事的意蕴所在，也是包公司法文化久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千年包公观后感：
中国古代杰出的历史人物烂若繁星，千百年来，若论在大众中影响最为深广的人首推孔子，孔子之下的一人，在我看来，或许就要数到包拯了。
孔子是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可以超越时空，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包拯是封建王朝的一位实干型官员，除史书记载的政绩外，留下的主要文字是上书皇帝的“奏议”。不管奏议怎样高明，政绩如何突出，最终都是为巩固封建王朝服务，但是，他的影响为什么也能跨越时空、超越阶层、传诸久远呢?
那是因为，在那些卓越的政绩、作为政绩的思想基础的奏议背后，蕴藏着一种很宝贵的“包拯精神”。要知道包拯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就有必要明了包拯的思想核心与性格特征，而这又需要对他的生平有一个大概了解。
包拯，字希仁，谥孝肃，北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出生于淮南西路庐州合肥县解集乡包村(今安徽合肥所辖肥东县包公镇包村)，包拯父亲有一定文化，做过小官，薄有田产。小康之家耕读为本，这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包家亦不例外。
《肥东县志》上说：“包拯少年在乡读书，亦耕亦牧。”天圣五年(公元1027)包拯进士及第后，曾经被朝廷两次授官，均因父母不愿随行而辞官尽孝，直到双亲病殁，守孝三年，才出任天长知县，时年38岁。
在地方，包拯担任过知县、知府、转运使等职。在中央，他由权度支判官、监察御史里行、户部副使、御史中臣、三司使，一直做到枢密副使任上离世。我们知道，北宋最高监察机关是御史中丞领导的御史台，最高财政机关是三司使领导的三司，最高军事机关是枢密使领导的枢密院。枢密院是辅佐皇帝执行兵政的机构，在皇帝的总揽下，由宰相、副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共同组成国家最高领导核心。所以，包拯的职位是相当高的。
包拯的思想核心是忠君与民本的高度统一。包拯具有鲜明的'忠君思想。在一封奏札里，包拯写道：“臣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而“骤被殊用，置诸侍从之列，擢处谏诤之班，臣于此时敢忘图报”!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一个出身既不高贵又缺少政治后台的人，能够被朝廷委以重任、视做心腹，这种感恩戴德的心理是不难理解的。基于这样的心理，他特地上书仁宗“请建太子”，希望赵家王朝“传之无穷”，因为“太子天下之根本也”，只有建立太子，才能“巩固王室”，“挫奸雄观望”，否则“必稔祸于将来，恐非社稷之福”。这样的忠君思想，可谓臻于极致了。
包拯又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古人很早就提出“民唯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一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成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包拯一生从政的根本信条。他反复对仁宗说：“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而横赋暴取，不知纪极。”他几十封为民请命的奏折，便立足于民为国本的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包拯思想中的忠君与民本是和谐一致的。那么对于包拯来说，将二者统一起来的逻辑性何在呢?
在《请差灾伤路分安抚》中，包拯反映江淮等地天灾人祸严重，请求从速安抚，否则酿成大乱：“民间之蓄尽为军储矣，民失其赖，流亡日众……况今秋苗稼既槁……凋残之民朝不谋夕……饥则盗起，盗起则奸雄出，奸雄出则不可制矣，岂可不深惧而豫防之哉!”他讲得很明白，如果官不爱民，民不聊生，“奸雄”就会揭竿而起，后果不堪设想。类似这样的话，在今天尚能看到的包拯的奏议里至少说了四次。能够看出，包拯不仅自己爱民，还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爱民。包拯将之当做最大的“忠君”，这也就是他秉持的忠君与民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可以说，包拯“忠君”的目的固然在于“君”，但客观上有利于天下苍生，其忠君与民本高度统一的积极意义也正体现在这里。
包拯的性格坦诚得近乎毫无保留，率真得似乎缺少修养，其刚直乍看起来真有些不近人情。这种性格的形成，一是由于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而且一生和农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无形间烙上了中国农民纯朴诚实的印记;二是在他熟悉的古代典籍中，仁人志士忧国爱民的胸怀，“言必信，行必果”的品格，对他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当朝名臣刘筠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甚深。刘筠是翰林学士，刚毅正直，疾恶如仇，因和朝廷恶势力势不两立，两度外任庐州，而包拯自年少时即颇为刘筠所赏识。
包拯精神就是以包拯的思想核心为基础、性格特征为外在表现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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