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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译开讲啦励志演讲稿
不被遗忘的初心
在很长一段儿时间，大家很熟悉你这张脸，但不知道你叫什么，那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提醒他们，比如说走在街上，“他是那个谁谁谁?”，我说我叫张嘉译，最后说烦了，我说我是胡军，到了拍《蜗居》，大家才逐渐地熟悉我。很多人说我是大器晚成，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因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好，一直很自信，我认定它(经历磨难)是我的一个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的酸甜苦辣和磨难，你真正得到结果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甘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大器晚成”。
大学四年挺难的，入学的时候，我是我们班比较差的学生，声乐考试不及格、唱歌跑调、挑剩的最后一个学生是我。刘江老师说，算了，你跟着我吧。我一年就练了一首《杨白劳》，整整一年唱一首歌。那个时候十七岁，阅历太少，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太浅，都是浮于表面的，所以演任何东西都理解不了，只是在照猫画虎，那是个很痛苦的学习过程。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一句话，“你的形象很受局限，可能毕业以后不会演主角，更多只是演配角，但是你要坚持”，我说“我知道”。毕业以后果然要想拍一部戏很难。可能在北京机会最多，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地留北京，我也试图留过北京。因为性格比较要强，毕业的时候二十一岁，我不知道该去找哪个单位，怎么来说服他们让我留在这个单位，我不懂得怎么跟人交流，我的父亲就来北京带着我去跑单位。我们只去过一家，当时还是通过关系认识了一位领导，我父亲很低三下四，对方就有一些高傲的，或者很不礼貌的谈话，我不愿意看到我的父亲为我去给别人低头，所以从那家单位出来以后，我就告诉他，不用为我跑工作了，毕业以后我回西安。那一刻我也知道，它不会影响我继续我的职业，因为我心里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在于你在哪儿，不在于你从哪儿开始。
二十二岁的时候刚到西影厂，金音导演正在导的一部电影叫《残酷的夏日》，正好跟他的儿子很熟，就不断地跟导演说，我来演吧，我来演吧。当中有很多打戏，我说我可以不用替身，水泥地我都可以摔。我对自己说，让我像现在这样能保持到四十五岁，我一定要演出来。其实那个时候是咬着后槽牙说的，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身体上的原因—强直性脊柱炎。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疼的时候觉得可能恢复恢复就好了，最后才知道它会伴随你一生。那段时间不断地拍戏，每天拍戏的时候，要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拿热水从头开始冲，要把整个背冲开，因为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背都是僵硬的，疼得不行。二十五岁时，当我有大把的时间去完成我的理想，可那时突然觉得随时可能做不了这一行，有人说这个病以后会致残，很多这种信息来的时候确实面临很大压力。我们一路走过来，你可能没有想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所有这一切动力让你这么去做，都是源自你的初心、你最初的理想。
我在(拍摄)现场很张罗，什么闲事都爱管，对手的台词说得不对了，我也会提醒他，从小拍戏就倔。我记得拍《猴年耍猴人》时，原剧本是有问题的，导演提出这样不行，当时张秋歌提出一个方案，我觉得他那个方案不对，我说为什么要这么演?那时候张秋歌三十岁，我二十二岁，说服不了，就打架，“不行，你就必须得这么演!”我说我就不演，我扭身就出门了，张秋歌出去指着我鼻子开始喊，“我白对你这么好了!我每天给你煮牛奶、洗衣服，你这会儿你个白眼狼!”我一挥胳膊说“两回事儿!明天开始我可以给你洗衣服、做早饭，但是你要让我今天这样演这场戏，就是不行!”现在想一想可能是沟通方式的问题，但是你的初心是想做好它，你这么认真地对待它，是因为你喜爱这个职业，尊重这个职业。
在西安待了九年，所有适合我这个年龄演的戏，他们几乎都来找我了，但是那个舞台太小，你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就到了北京。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租房，租了一个时期后，我的一个大学同宿舍的同学，他买了一套房子，就蛊惑我也去买。我说我没钱，他说没关系，那个房子零首付，交两万块钱拿钥匙就住。确实是这样，交了两万块钱就给你钥匙可以住了，但是它不是零首付，它是半年以后你再付首付。那会儿年轻什么都不管，口袋只有三万块钱交了两万就把钥匙拿过来了，装修还没着落就拼命地找戏拍。当时我记得清清楚楚首付需要十七万，到最后我还是没凑起来，半年之后没有如愿靠拍戏把钱挣出来，最后还是这位同学借了我一半钱付首付。
我也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你们毕业以后可能面临着失业，没有戏拍，你要想想你当初为什么做这行，你的理想是什么。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我六十岁的时候能做一个表演艺术家，奔着这个理想一直前行，还在努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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