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征文材料
你们对于九一八事变了解吗?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话，你们可以看看下面小编整理的九一八事变征文材料，供大家参考，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九一八事变征文材料【一】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征文材料【二】
皇姑屯事件关东军帮倒忙自乱日本政府阵脚
前几期《重读抗战》中我们已经提到，在张作霖多年来引狼入室的卖国之下，日本在东三省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被称为“满蒙利益”，日本也将东三省视为“满蒙生命线”。
1927 年，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节节胜利，奉军的败退和中国统一的趋势震动了一向把中国的满蒙视为自己生命线的日本。田中义一组阁不久即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进，而且召开东方会议研讨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做出了 “万一中国战乱波及满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权益之处时，不问其为中国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将对之采取适当措施”和 “对张作霖铁路土地商租及违约问题继续交涉”之决定。
田中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在南北对抗不利，北伐军大举北上的形势下，只要日本“驯服”有术，已经有点“不听话”的张作霖仍会“回心转意”。在他们看来这个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仍然是华盛顿体系下日本攫取在华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选。
因此田中希望在蒋统一中国本土之前，有必要使张作霖先同意商租权和敷设满蒙五铁路的问题。如果用条约的形式保证了这些权利，那么，即使革命波及满蒙，田中自信日本能使那时候的当局无论是张还是蒋承认这些条约。
为防止或延缓革命军的北进，日本外务省采取公开支持张作霖的路线，“让张迅速返满，以便维持东三省治安”，在此情况下，山本条太郎来到北京强迫张签署五铁路合同，张因日本有掩护他撤回关外且帮助阻止北伐军出关的许诺，5月7日同意秘密签署，5月13日签了延海、洮索两线合同，5月15日签了吉敦延长线、长大线合同，这4条铁路定于3个月后开工，吉五线则留待去奉天签。正是这个留有尾巴且没有换文的密约成为后来日本向张学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据。关于《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订，山本条太郎曾得意地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
与田中内阁的打算不同，日本关东军的打算是除掉张作霖，在东北制造动乱，于乱中建立亲日政权。6月4日张作霖从北京乘专列撤至皇姑屯时被关东军过激分子秘密炸死，是为皇姑屯事件。该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势并未朝着肇事者关东军所希望的乱中取胜的方向发展，反倒是打乱了田中的外交部署。特别是《满蒙新五路协约》的签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车中随张作霖的列车灰飞烟灭，令田中长时间来的努力顿时化为泡影。之后日本所有试图让张学良承认此条约的努力都相当于从0开始。
以田中为首的逼张派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据田中义一的长子田中龙夫(原众议院议员)说：田中首相接到这一情报时，正在吃饭，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愤怒地说:“陆军干出这种事来，使我们的计划化为泡影”。——猪一样的队友完全帮了倒忙，田中原本丝丝入扣的计划顿时阵脚自乱。
东北易帜日本更加被动
而更加让田中内阁被动的是“东北易帜”。
日本对于“东北易帜”南方国民政府的态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访张学良的时候已经彻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
对于张学良易帜的谋划，日本方面的对策主旨是“坚决阻止东三政府同南方合作”,并软硬兼施。一是向张学良强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一是采取收买策略,“假如张学良不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态度的话,日本愿支持张学良的`现在地位,并考虑协助抵抗南军的进攻”。
日本在东北易帜时间上的强硬(也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国的不满，他们以日本干涉中国内政违反华盛顿条约，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压力，日本在野党也乘势指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田中内阁开始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演变下，1928 年 11 月，田中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了对中国东北易帜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礼上，特向张学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表示: “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这一表态标志着，原本试图继续进一步窃取中国东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关东军皇姑屯事件帮倒忙自乱阵脚的干扰和东北易帜事件的进逼下，已经被迫追求维护已得利益的防御态势。
而很快，在田中内阁倒台后，滨口雄幸组建的内阁中，整个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华盛顿体系，对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币原喜重郎再次担任外相，新内阁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一大急务”。东北的外交态势进入最有利的环境中。
九一八事变征文材料【三】
张学良所在的位置本可承担外交缓冲作用
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个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济南事件后的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运动推动下，7月7日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掀起了收复国权运动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态言犹在耳“(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同我国对抗。”、“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两者之间是绝对的对立：日本追求的是保护已有的“满蒙利益”，而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废约”、“收复国权”则不能容忍日本的“满蒙利益”。
两者之间的绝对对立，同时也提供了极大的外交纵横捭阖的空间。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集团，正好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但在财政、外交、军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当的独立性，正可在日、蒋间予以外交弥缝填补，以保证东北领土主权的安全：一方面摆出与日本可以合作的态度，使日不会因“满蒙利益”断然无望而铤而走险，破坏华盛顿合约对东北进行直接军事占领——就是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样;另一方面则可利用外交态势的改善，经由谈判渐次回收被张作霖大卖特卖的权益。同时也给予币原在“满蒙利益”上实际交涉的“外交成果”，从而使其可以压制日本国内的激进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圆滑、灵活的外交手腕。
而张学良恰好不具备。
张学良的无能导致无法胜任
张学良曾说：“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与日本合作呢?换句话说，我父亲与日本人合作被杀了，如果我还和日本合作的话，那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吗?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这段话实际上承认了其父张作霖的卖国贼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的是，他真正是因为“不是我比我父亲更容易被暗杀”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这个才能。
对于接任其父的职务，张学良一直以自己资历不够推让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时说：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恶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适于军政大任。”
这话非推脱之语，而是实情。
张学良面对的政治变局比张作霖时代更加变幻莫测。而其需要面对的对手，无论是已经在东北获得巨大利益的日本，还是北伐气势正盛的国民政府，都比张作霖一直要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和难缠。张作霖的死已经证明，他那种小聪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经无法应对，更何况连小聪明都没有张学良?
而张学良麾下，又继承的是濒临绝境、仅靠一点封建意识和死者余威勉强维持的政治集团。
张学良由此从心底发出慨叹：“我没有我父亲的能耐……我应付不了。”
没能耐、应付不了——这是张学良的真心话。
于是，张学良的选择，让最好的外交态势得到了最差的结果。
因为自觉应付不来，张学良面对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给国民政府处理。本来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张学良与蒋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东北的外交机构并直接任命东北外交官员。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的万宝山事件时,南京政府外交部称,万宝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当局处理,但当时负责对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对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又如面对日本对《满蒙新五路协约》的交涉，张学良声称铁路交涉问题须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国民政府早在 1927 年 11 月 23 日二次北伐前发表的四项声明里第三条 “未经国民政府参与而进行修改和批准的条约一律无效”; 第四条 “有关中国的条约而国民政府未曾参与者，对中国无约束力”。此后，但设此类交涉张学良就以“需要国民政府的同意”之语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张学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责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蒋间起到的外交缓冲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张学良的不愿和不能作为，让态势回到了日蒋直接对立的状态：日本视为必须守住的既得“满蒙利益”蒋政权视为必须不能存在，双方连谈判的空间也不存在。连一直以来对华使用不干涉内政协调外交的币原，也对此束手无策。
币原决定先解决现实问题，同中国缔结关税协定，对棘手的“满蒙悬案”日后待机提出再议。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与中国外长王正廷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南京接受在3年内不增加主要日货关税，并允偿还“西原借款”等旧债。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重光葵在其著作评论道：这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
但事实上，“良好关系”只是假象，双方在最核心的“满蒙利益”上没有谈判空间，原因在于，本来可以存在的缓冲空间，被张学良的“应付不来”和“不能”直接压缩为零，币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决。
也因此，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日本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 (滨口)内阁 “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 “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 “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 “外交经济化”。但币原的辩驳毫无疑问是无力的，日蒋双方在“满蒙利益”问题上势同水火已经人尽皆知，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强硬”的民间呼声。
关东军倒是在1929年就已经明白地认识到张学良不愿也无能作为的最终结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顺召开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作出结论：张作霖死后，日本解决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之外，别无选择。
九一八事变不发生，东北不沦陷的可能，就这样被张学良挥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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