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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两京制度介绍
西周创建两京制，主要是因为周王朝兴起之地离东方的中原地区太远，西周的都城镐京地处关中四塞之国。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西周的两京制度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西周的两京制度介绍
复都制是指，一个国家设置两个以上的首都的制度。拥有广阔的领土的国家很多采用复都制，拥有两个首都的常被称为“两都制”或“两京制”。
西周政权实行著名的两都制度，也就是首都和陪都制度。首都“宗周”位于现陕西省西安市沣河两岸，又分为两部分：文王作丰邑在河西，周武王作镐京处河东，之所以名“宗周”是由于这是周族的聚居地，祖先宗庙的所在地。“成周”位于今洛阳附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邑洛，又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成周”，意味周朝大业已“成”。
西周设立两都架构，是不足为怪的，从地理上讲，宗周处于西部边陲，不仅无法有效的控制从商族手中夺取的中原地区，还时常收到西北方向戎族的威胁（最后镐京就陷落在犬戎的手里），所以在地处中原咽喉的洛邑附近建立陪都可有效的统治殷商遗民和周围少数民族。虽然成周是周公一手兴建的，但武王其实早注意到了这点他在灭商返回途中，“宅兹中国，自之于民”。直到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基，平定三监之乱，击溃东夷联军，才正式的开始兴建洛邑。
两京制
1、中国古代都城流行“两京制”
什么叫两京城？即一国两都制度。此制源于西周，当时西周的都城在镐京，即今西安，后周公姬旦又在洛邑营造了一座新城，即今洛阳，洛邑后来成为东周的都城。此后，“两京制”影响了中国多个朝代都城的兴建，如汉、唐两朝也是“两京”，有东都洛阳，西都长安。
史上的短命王朝里拥有“两京”的更多，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北齐、北周都是两个都城。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由于南京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就想到了“两京制”。在明亡清兴以前，中国一直有两个“首都”，一个南京，一个北京。
北京、南京，与现为西安的“西京”，分别是环渤海、长江、黄河三大都城类型中的优秀代表，“三京”，由此形成了中国古都文化的三大类型，即以西安(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渤海文化。
在元之前，以西京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类型都城”大受欢迎，除了“西京”，还有洛阳、开封等也属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东京”。但在元之后，环渤海、长江流域的都城更受帝王青睐。其中，北京和南京成为首选，“西京”、“东京”基本上退出了。这里，就来说说帝王定都时的风水考虑，重点是南京、北京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命运。
2、隋文帝毁建康为“菜地”
然而，在都城文化史上，南京却是“三京”中最遭罪的。20世纪30年代遭日本人“屠城”就不必说了，在公元6世纪，时名为建康的南京曾被“毁城”。公元589年,隋灭陈,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荡耕垦”。《隋书》记载，“及陈亡，建康为墟”。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传说，陈未曾灭亡时，就出现了灾难的征兆：有一只独脚的鸟出现在陈的宫殿里，这鸟用嘴在地上乱画，大家一看是几个字——“独足上高台，盛草变成灰。”史称，“独足者，叔宝独行无众之应。成草成灰者，陈政无秽，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宝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这人很好色，荒淫无度，还大兴土木，把国家弄得很糟糕。
隋文帝为何要对一座城市痛下杀手？原来问题出在风水上面。隋文帝迷信风水，认为曾为六朝旧都的建康城“王气未净”，此气欺负隋都城大兴，即现在的西安。当时毁城的执行人就是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把陈朝的宫城彻底摧毁，作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都城，以往繁华似锦、遍淌胭脂的建康城，竟然成了一
块大菜地。由于这次隋毁城彻底干净，六朝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位置在哪，后世一直弄不清。
3、秦始皇凿出“秦淮河”
南京最早建城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并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埋金以压王气，时称金陵邑，或石头城，现在还有石头城遗迹。南京最流行的金陵叫法，据说即源于此时。南京东郊最为有名的钟山（也曾叫过蒋山、紫金山），时便称金陵山。南京最早的一次“风水事件”则是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主犯”是秦始皇嬴政，时南京称秣陵。
据民国夏仁虎撰著《秦淮志》文，“旧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乃凿方山，断长陇，渎入于江。故曰秦淮。”嬴政为了镇压南京的“天子气”，破坏这里的风水，让当时的“龙藏浦”水流改道变向，具体地点在今天南京市江宁区方山石硊。此地我曾去看过，确有人工开凿痕迹，但是不是秦始皇破坏南京风水而留下的，无法考证。
但在五百年后，这里还是出现了天子，此人便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孙权在公元221年受曹丕封号为吴王。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但武昌的风水不好，时有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不久，孙权定都南京，并起名为建业——在此建孙家帝王大业。
4、诸葛亮口出“虎踞龙盘”
三国时对南京风水情有独钟的并不是孙权，而是蜀国的诸葛亮。据《建康实录》文，三国时刘备曾派诸葛亮到南京，因观秣陵山阜，惊叹不已：“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当时诸葛亮骑在马上，驻足地点是今天城西的清凉山下，如今此地有“龙蟠里”，附近还有虎踞关。
在建康之后，金陵的称号流行了。公元10世纪时，徐州人李昪在此称帝立国，先称“大齐”，后易名“唐”，史称南唐。这个王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有一首很著名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作者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为什么李煜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好的词来，大概与受到南京这块“江南第一州”特殊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
5、南京“风水”最旺时期，在明朝
朱元璋在安徽随郭子兴起兵后，终灭元夺得天下。朱元璋定都南京，受到了身边一些儒士的影响。其中冯国用、陶安、叶竞对南京的风水颇为推崇，积极建议朱元璋在此称帝。《明史》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向冯胜的哥哥冯国用询问天下大计，冯国用回答，“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了很高兴。
因为朱元璋本人对南京有偏好，下面的一帮人也跟着拍马屁。有一次，朱元璋来了兴致，命儒士们以钟山为题赋诗。有个叫邓伯言的对称，“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朱元璋听了一下子激动起来，拍案大声叫绝。邓伯言以为惹怒了朱元璋，当时竟然吓得面如土色。
1368年正月，朱元璋如愿在南京当上了皇帝，建元洪武，改应天，定都南京。但南京的风水能否撑得起大明万年基业，朱元璋还是存有疑惑。后来，朱棣迁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帮老子了了心愿。明灭亡后，清朝在南京设江宁府，“江宁”，成了南京的又一称呼。但这一称号在清末又有了新的说法——天京。
1853年3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建太平天国。建国时社会格局并未稳定，清军仍有绝对的优势。有人建议继续北伐，打下北京，再定都。但洪秀全认为，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龙蟠虎踞，足可建国立业。如果当时洪秀全像朱元璋那样“缓称王”，继续北伐，推翻清王朝是很有可能的。可惜历史就是这样，不容如果。
6、南京的“天子气”在20世纪初再次显露了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建都于南京。
7、堪舆术认为中国境内有“三条大龙”
要进一步深究中国都城及南京的风水，就要说到中国古代堪舆家眼里公认的“三条大龙”。什么是“龙”？这是古代风水先生故弄玄虚的说法，所谓“龙”，就是山，“龙势”就是山形和地理地貌呀。不过，把山看成“龙”也比较形象，从高空中看，绵延的山脉确实就是一条龙。
堪舆书籍大致是这样划分的：黄河以北的山脉属“北龙”；黄河以南、汉水以北的山脉属“中龙”；长江两边诸山是“南龙”。各条大龙中有余脉、支脉，形成“小龙”。“北龙”中最大的一条是太行，最长的一支为燕山，龙尾在平乐；“中龙”分三支，一支至西安，而尽关中；再一支生下幽谷，至嵩山；又一支到扬州结束；“南龙”中的祖龙是岷山，分左右两条脉。
其中右脉生出四条“小龙”，龙脉最旺：一支为衡山，尽于湖南洞庭九江之西，再一支过桂岭，包湘沅，尽于江西的庐山；第三支自南而东，包彭蠡之原，经安徽黄山，尽于江苏南京。又于天目山分一支，尽于浙江。江西之山皆自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闽广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包浙江之原，北龙头在绍兴，龙尾在福建、广东境内。从古代堪舆术上来看，中国古代的三大都城北京、西安、南京，分列于北、中、南“三条大龙”结穴点上。
8、宋朱熹认为北京风水好
北京的风水比南京好在哪？从中国古代堪舆术上看，北京处于“北龙”中最长的一条龙——燕山山脉之上，海拔多在千米左右，龙势明显比南京的海拔两三百米要雄伟。与南京相比，北京的“天子气”则更重，北有燕山天然屏障，南是物产丰富的大小平原。从大局上看，从东北的山海关，到东面的渤海湾，至山东半岛，则形成了北京的又一天然军事关卡。诗人苏辙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称，“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把北京的帝王气象说得淋漓尽致。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堪舆术也颇为在行，曾对北京所在的冀州一带风水大加赞赏：“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从朱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地理形势是全符合传统的风水要义“左青龙右白虎”格局的，呈“四方朝觐”态势。
北京在风水定义中，有人也曾称“龙盘虎踞”，如元时人即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据说这也是元从上都迁到大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9、北京“龙翻身”在12世纪
在公元10世纪时的辽时，北京一度也曾叫过南京。历史上北京的叫法很多，蓟城、燕京、中都、大都、北平都是北京的称呼。但真正叫北京的则在1403年之后，民国时期，又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三大古代都城中，成为“国家首都”的时间比西安和南京都要晚。北京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周武王时期，尧的后代被封于这个地方，时称蓟丘，后为燕国国都。“燕”的由来也因为燕山这条大龙的存在。
北京第一次“龙翻身”在公元12世纪中叶，时金主将国都由东北迁到这里。真正的龙兴应该是在元朝。但这中间，北京也遭受了一次劫难，整个城市几乎被烧光了。此事发生于公元1216年，之前一年，成吉思汗将金政权逼离燕去，迁都汴京。蒙古军队轻易就占领了燕京。成吉思汗的军队进城后，将金的宫室整个焚毁。
成吉思汗无意于定都北京，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和尚刘秉忠建议，元的都城迁定到燕京为佳，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改燕京为大都。并指定刘秉忠主持大都的设计和建设。刘秉忠依汉人传统的风水观点，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式安排了大都的功能布局，历时24年方建成，遂成现代北京城的轮廓。
本来，在元灭亡后，朱元璋差一点就将都城从南京给迁来了。但还是因为风水不吉的原因，迷信的朱元璋最终还是呆在应天不走。在大都落入明军手里后，朱元璋曾咨询朝臣的意见。但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南方人，并不愿到北京就职，便称大都是元朝的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南京是兴王之地，不必改图。
10、明成祖朱棣钟情北京
朱棣的封地就在北京，称帝前是“燕王”，对北京有很深的感情。风水轮流转，在朱棣当了皇帝后，北京风水也突然好了，群臣拥护，不再没有王气了。明朝是风水概念最为盛行的朝代之一，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留存了下来。其中有一本叫《葬经翼》，是一个叫缪希雍的风水大师写的。书中观点，就代表了有明一朝对北京风水的理解，“冀州者，太行之正，中条之干也。燕都者，此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覆，北方一大会也”。
但北京的风水缺点也特别明显，由于离关外太近，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明中后期，不断受到北方蒙古人的侵扰，明帝王后期一度想再迁南京。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奇书”，书中就点明了北京风水的要害之处——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死救未至而国先亡矣。
这个观点，实际是从明朝被清朝灭亡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护京的居庸关、山海关、紫荆关、倒马关等军事要塞一旦失守，被对手控制住，北京城破陷仅是旦夕之事。相比起来，南京和西安在风水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致命点。
11、风水好坏是个伪话题
北京的供给也成为一大问题，北京的水源与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突出的矛盾，“风水宝地”的北京缺水，是一个威胁不弱于敌人的问题，历史上西域繁华的楼兰古城的突然消失，就是因为没有水，“干死”的。相比起北京，还有西安，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就显露了出来。
南京四周经济发达，风气文明。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自古就是富饶之乡，作为运输大动脉的长江，就在身边，比黄河更加便利。从历史上看，凡是在此建都的政权，从都不愁经济供给。难怪，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文人谢朓即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但南京人现在自己却不自信起来，说是南京的王气彻底不存了，六朝宫城所在地区，让南京图书新馆镇压住了；紫金山西的“龙脖子”又被挖了一大洞——前年建的九华山隧道。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饭余的笑谈，是个伪话题。包括本文中所提到的“真龙”、“天子气”什么的，不过是古人的一种理解而已。归根到底，一座城市能否发达，是与时代的选择和民众的努力联结在一起的，而不是什么天意，风水更是空的！
12、朱元璋眼里最适合建都之地
1368年正月，朱元璋皇袍加身，定都应天（今南京市）。但朱元璋从定都第一天起，心里就不踏实，觉得南京非大明的万年帝都，疑神疑鬼的，此事至死都是一块心病。后来有人指责明朝迁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的想法和所为，其实不是，最先有此念头的正是朱元璋本人，朱元璋在称帝元年确定的“两京制”，才是朱棣迁都北京的第一大由头，朱棣并没有违反朝纲和先帝遗训。那么，在朱元璋的眼里，中国何地最适合成为帝王建都之地？
13、朱元璋南京“鞭牛首”传说
南京属丘陵地貌，海拔200～400米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金陵、秣陵、石头城、建业、建康、江宁、应天、天京称呼，还有冶城、越城、白下、上元、升州、集庆等别称。因挟长江之险和群山之固，古今军事家必争南京。南京四周全是山，从西南往东北，江边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钟山，城内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长命洲、张公洲、白鹭洲等沙洲也形成了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整个城池，北高南低，确实易守难攻。
据说，中国堪舆术认为所谓的三条大龙中的“南龙”收势于南京，真龙结穴处是城东主峰紫金山（钟山)。朱元璋的孝陵、孙文的中山陵均建于风水最旺的紫金山南坡。具体分析到南京这条“龙”，古代的堪舆考察更细。《堪舆杂著》是北宋人李思聪撰著的一部地理书，对包括南京、洛阳在内多个城市的风水作过研究。
李思聪认为，南京的龙首在城西南几十里之外的牛首山，“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溧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生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冈，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虽为钟山，应龙打水，归聚明堂。”
朱元璋在南京定都后发现，南京周边诸山头向城内，呈朝拱状。只有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皇宫，无拱卫之意。为了求得风水，朱元璋一气之下，允许居民肆意采樵花山，砍伐山林。又命人带着刑具去“处罚”牛首山，将牛首山痛打百鞭，又在“牛鼻子”处凿孔，锁以铁索，把“牛头”牵过来。此处遗迹至今可见。
14、朱元璋怀疑南京都城风水
古往今来有10个大小王朝在南京定都立国，故南京官方现在对外宣传时不再是传统的“六朝故都”说法，而多称“十朝都会”。但细察一点可以发现，定都南京的王朝虽然多，却都是短命的，存在时间短。因为这一历史现象的存在，朱元璋一直怀疑自己都城的风水，举棋不定。《明太祖实录》记载，在南京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九月十二（公元1369年10月20日），朱元璋把定都的事情交付朝臣讨论。
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
，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
这里的记载虽然说朱元璋对南京的风水满意，“足以立国”，但如此地“讨论一番”，充分暴露了这位开国皇帝对南京风水的怀疑。朱元璋当年在都城问题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根据史料知道，朱元璋当年的定都过程还是颇为痛苦的，可谓犹豫不决，再三反复，一直到死也未能完成他的迁都之梦。明朝在南京的皇宫是颇通堪舆术的刘基卜选的，处于钟山的西南脚边，原是一处低洼的面积很大的湖塘——燕雀湖。
南京适合建宫城的地方很多，刘基为何为朱元璋选择湖塘？因为紫金山（又名钟山）是“龙身”，燕雀湖是龙头。朱元璋图这里的风水好，为了养住“龙脉”，这才听信了刘基的话。确定此处为皇宫地址后，朱元璋下令将这里的湖填平起殿。为此，朱元璋曾调集几十万民工，开始填湖。民间传说，填湖前朱元璋进行了“祭湖”活动，但当时的燕雀湖面积很大，地势低洼，一时难以填好。迷信的朱元璋听说一位叫田德满的老人，封其为“湖神”，把他捆绑起来投进湖底，很快燕雀湖填满了。至今南京还有“湖神田德满”一说。
15、明朝南京皇宫“前高后低”
朱元璋建造皇宫时还有一个插曲。明人徐渭撰写的《英烈传》记载，当时刘基把填好的前湖地作正殿基址，标桩打入水中后，朱元璋觉得基址逼仄，位置过窄，便将柱基往后面移动一点。刘基当时就断言，这样移一下也不坏，但大明王朝将来很可能有移都之周折，此后果然言中。但从风水学上讲，皇宫所处位置确有严重缺陷，偏在都城南京的东北，地势前高后低。时臣引用《管子·度地篇》奏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此事遂成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据清代学术第一人顾炎武的考证，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老矣，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唯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16、朱元璋一度欲迁都安徽凤阳
朱元璋这个人很迷信，而且“荣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农民意识严重。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提出另择地建都问题，由朝中大臣商议。就是这次“定都会议”，朱元璋决定在他的老家、发祥之地临濠（安徽凤阳）兴建中都，迁都于此。在并非富庶之地的淮西平原上，六年后平地冒出了一座城池。
中都的具体地点是今凤阳县城西南的凤凰山山脚下，由左丞相李善长任总指挥，全面负责中都的营建，工匠多时达百万人，到洪武八年（1375年）已成规模。当年四月朱元璋驾临中都视察，但令所有史学家不解的是，在他视察回宁后，却突然宣布停止中都的营建。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其理由是“以劳费罢之”开支巨大，实际上不这么简单，建国初期固然财力不甚雄厚，但当时已营建六年，费了巨资，这么说停就停了，不更造成了财力的浪费？
据说是刘基反对，称这里不适宜建帝都，可以是帝乡但不能作帝都。另外一说是工匠在营建过程中，破坏了朱家的万年根基，惹恼了他，还杀了不少工匠。后世则有史学家分析，真正原因是朱元璋担心，从中都的营建中看到了乡党势力的形成，与他从临濠一起出来打天下的“安徽老乡”功臣观念膨胀，对他朱氏王朝存有潜在不利，这与他以后大开杀
戒，弄死所有功臣一样，都是出于江山的考虑。
17、关中成为朱元璋最心仪之地
中都停工后，之前已有大臣建议定都宫室完备、可省民力的北京。朱元璋采信了这一点，遂定北京为“京师”，但朱元璋却从没有到北京去主政过朝政，也就是说从没有在北京办公过。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又罢北京，恢复南京的京师地位。但南京皇宫的“南高北低”之严重风水缺陷，有悖帝王居高临下之尊，这块心病让朱元璋闷闷不乐，遂对南京的京师地位再起疑心。怎么办？于是有大臣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主张择位置适中，地势固若金汤的关中为都，二是主张择古城洛阳为都，三是择汴梁为都。而朱元璋一度也曾看好汴梁，还亲自去了河南，考察了开封，并定之为“北京”。
但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定都之处却不是开封，而是在关中，即今天陕西境内。关中，也称关中平原，指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平均海拔约500米，又称关中盆地，其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向南则是陕南山地、秦巴山脉，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系富庶之地，史称“八百里秦川”。在这里定都，才是真正的“中国”。
而且，关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以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都城文化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起兴之乡，炎帝、黄帝曾族居于此。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项羽称王关中，刘邦为此怀恨在心。所以，视刘邦为革命偶像的朱元璋，最看好这片风水宝地。
18、太子之死让朱元璋放弃迁都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着手迁都前的调研工作，朱元璋派太子朱标赴陕西考察地理形势。《明史·兴宗传》专门记录了这件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从这段文字里看出，朱元璋对去关中建都是真心的，也是慎重的，不然不会让太子亲去。但就是这次“关中考察”，朱标在回京途中得了重病，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春天（明年四月）就病死了。
后世史学家认为，当年如果朱元璋建都关中，如果太子朱标没有病死，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改写，朱棣后来起兵谋反，把侄子朱允炆赶出南京皇宫，是可以避免的。但历史与朱元璋开了一个玩笑，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一个遗憾。
朱标的病逝，使朱元璋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深深地刺激了他。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南京宫殿》描述了朱元璋当时的心情，望天长叹，“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又将南京确定为京师。
19、朱元璋原本考虑定都北京
在朱元璋死后，他的定都“关中之梦”就没有人再提起了。1399年，朱棣以靖难（清君侧）之名义起兵,对抗建文帝的削藩行动。1402年，朱棣从金川门攻入南京城后，建文帝朱允炆自焚（另一说出家为僧，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朱棣夺得了皇位。但当了皇帝后，朱棣仍以南京为京师，而不是立即迁都到北京。不过，朱棣提高了北京的地位。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但前面加“行在”，以示与南京的区别。当时身在南京的朱棣不时北上，遣将派兵，抗击北元的骚扰。以明史专家吴晗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出于对北元威胁的考虑，朱棣才下定决心迁都，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正式定都北京，从此北京就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直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上，虽然朱元璋心目中认为关中最适合建首都，但最现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北京。可是朱元璋这个人很迷信，听信了当时翰林修撰鲍频的话而最终作罢。鲍频认为，胡主（蒙古人）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元朝已在那里灭亡了，大明王朝不宜再选亡国之都作为中央和宫室之所。所以，朱棣迁都北京后，对此也心存疑惑。那时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断在北方骚扰，危害边境。有大臣分析，这是蒙古人尚残存王气之原因，导致频频他们犯上作乱。于是朱棣接纳堪舆家建议，在故宫的后面（北边）筑造了一座大山——即现在的景山，进行“镇压”。
朱棣迁都北京后，并没有改变南京的首都地位。同时下达诏令：自十九年（1421年）正月，南京、北京同为京师，但北京去“行在”二字。同时取南京各衙门印信给京师，另外铸造南京各衙门印信，皆加“南京”二字。为此朱棣专门说了一段，称“朕荷天地祖宗之祜，继承大宝，统驭万方，祗勤抚绥，夙夜无间。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这在《明太祖实录》上有记载。
20、明中期曾欲将都城迁回南京
但在朱棣死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推翻了父亲生前的决定。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承继皇位的朱高炽（仁宗）决意恢复南京为京师，并令内监王景弘等修治南京宫殿，重新要求北京诸司皆加“行在”二字，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同年四月设北京行都察院，南北两京官吏，互为征调。但朱高炽多病，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死掉了，生前并未到南京理政过，仅派长子朱瞻基在南京打理。朱高炽为什么要否定他老子的决定？这也是一个谜，或许是他与朱棣的父子关系不和。从史载上看，朱棣喜欢的是二子朱高煦，朱棣认为朱高炽过于文弱。而朱高煦在他夺权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较英武，于是一度想废掉朱高炽的皇太子身份，立朱高煦。
朱高炽死后，朱瞻基继位，年号宣德，史称宣宗，但朱瞻基也未到南京办公过，在北京主理朝政；宣宗死后，长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史称英宗。正统六年(1441)八月，宁波知府郑恪上书劝谏英宗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被当值大臣压下未报。
同年十一月，以重修宫殿完成，再一次去掉北京的“行在”二字，复定京师，北京的京师地位得到最终确定。这也标志着朱元璋的“定都关中”之梦彻底破灭，他的子孙未能替他圆梦，直到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占北京，闯进皇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由于是“两京制”，南京也是首都，亦设文武诸衙门，负责江南地区的安全和租赋的征收。不过其权力多有限制和削弱，成为“养望之所”，实为名义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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