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毕业论文范文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1

　　摘要： 作为现代刑事犯罪侦查活动的重要支柱，侦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刑侦人员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识别刑事犯罪中的犯罪动机，收集犯罪证据，在追捕犯罪嫌疑人、及时扑灭罪行等环节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国家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同步发展背景下，犯罪形式和手段正趋于复杂化，随之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也藉此日渐增多。本文从技术侦查基本释义和主要特点展开分析，论述了技术侦查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客观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相关法律规制构想，以期对我国技术侦查及法律的完善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技术侦查 刑事侦查技术 侦查手段 侦查学体系

　　技术侦查具有隐蔽性强、侵权性高和司法强制性等特质，故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部分为尽快侦查破案而违规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最终导致公民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造成这一负面影响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与国家技术侦查法律规制不完善相关。由此，建立健全技术侦查法制，必须要认清当前技术侦查的不足，依照国家司法现状，清晰界定技术侦查手段所适用的司法程序，依此制定合法合理且贴合国情的技术侦查手段使用规范，杜绝技术侦查手段滥用。

　　一、技术侦查理论内涵

　　（一）技术侦查基本释义

　　根据《国家安全法》对技术侦查的司法定义为国家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利用邮件检查、秘密获取物证、秘密录像、踪迹跟踪、电子监控、通讯监听等一系列技术手段，是在侦查破案过程中实施的各种特殊侦查方法总称。站在技术角度上分析，技术侦查的实施手段主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主，是侦查执行人员对案件当事人所采取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主要特点

　　根据司法实践所得其特点主要包括高科技性、侵权性、秘密性和强制性。其中，高科技性即指技术侦查活动需要借助多种先进技术和设备才可完成，例如xx、电子监控仪等;侵权性即指侦查活动多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各种监视、监听手段，存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当事人基本权利之嫌;而秘密性，即因侦查活动除执行人员知晓外，并无他人了解侦查过程及结果;强制性则是指在实施技术侦查手段时，并未经犯罪嫌疑人的认可或同意。

　　二、技术侦查实践探究

　　（一）技术侦查在司法规制上的具体表现

　　国家为确保侦查权的统一性，避免其遭致滥用，已逐步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部门，使之侦查权限所含的申请权、审批权以、执行权得以互相制约，形成“三权分立”局面，很大程度上使得技术侦查行为有效性得到保障;防范侦查人员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强化了对人权的保障，在公民隐私权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及时救济，确保公民复议权和诉讼权等合法权益的实现。简而言之，在我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过程中，技术侦查行为相关法律规制已逐步完善，侦查权滥用情况得到了显着改善。

　　（二） 技术侦查手段行使中的客观问题

　　技术侦查能予施展的手段众多，于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有下述几项：

　　一是权利救济与制裁机制缺失问题。即相对人认为侦查机关采用的侦查手段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或是对侦查机关所采用的侦查手段有所异议，应当如何申请权利救济的问题，至今仍未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明晰界定。救济是权利的一种表现手段，保障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救济权利是保障侦查手段合法的重要武器，换言之，无救济即无权利。当前，我国法律仍然缺乏对“救济程序”的明确规定，加之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存在显性的侵犯性、隐蔽性，若不从法律角度为行为相对人制定明确的权利救济程序，置其合法权益于高奉献中，不仅是对保障人权的无视，也与“依法治国”精神背道而驰。

　　二是适用条件及范围不明确问题。鉴于技术侦查过程具有很强的保密性、侵入性，故很难真正有效的采取约束措施，监督力度较为薄弱。而且，新的刑法修正案针对技术侦查手段适用范围的规定仅为“其他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才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具有较大自由解释空间，由此造成不同地域、不同司法机关、不同层阶对此条款的理解与认识均不一致，无疑给侦查技术使用者创造了滥用侦查权的条件。此外，在执行任务中，通常只需自侦查机关认为与法律条款中“严重危害社会安定”这一性质符合，便可启动技术侦查手段，故而相关滥用、任意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现象屡禁不止。

　　三是技术审批程序的缺漏问题。传统技术侦查手段有邮件检查、跟踪监视、秘密录像、通讯监听以及秘密拍照等。而技术侦查具体手段、适用对象、启动及审批程序等尚未出台明确司法解释，故而可操作性低。比如，于新刑诉法修正案中对技术侦查手段批准的司法规定为“务必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条款看似严格却十分笼统，并未明确规定审批程序及审批负责对象、审批执行对象，仍旧需要“不同的机关自行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此规定显与现实不符。近年来，公安机关与国家安全机关均先后建立技术侦查队伍，以处理日益多发的xx案例、重大xx贿赂案件。但从我国当前国情考虑，各大机关均建立技术侦查部门，将造成技术侦查体系重复建设，技术力量及装备重复投入，还可能引起各机关相互竞争、抢夺资源。鉴于此种情况，刑法修正案驳回了检察机关增设技术侦查体系的提议，依然按原规定执行。

　　三、技术侦查法律规制构想

　　（一）建立健全技术侦查的侵权救济体系

　　从某种程度上说，技术侦查的性质决定其必当以“侵权”为代价。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降低技术侦查代价，应当合理设计技术侦查程序，制定与现实相符的侵权补救条例，确保公民隐私权在受到侵犯时可以得到必要救济与保护。具体地说，首先要赋予当事人知情权，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其权利受到侦查机关侵害;同时防范侦查人员主观篡改原意或扭曲案件事实，通过告知当事人，可便于核对、确定情况属实与否，为辩护形成证据链。其次，赋予当事人复议权。当事人在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提出抗议，可向相关机关提起复议。若侦查机关所用侦查手段确实非法或违背适用性原则，当立即停止并撤销技术侦查手段，对当事人作出实际补偿。

　　（二）清晰设定技术侦查的具体适用范围

　　技术侦查手段包括通讯监听、秘密跟踪、秘密录像、秘密录音及拍照等行为，通常用于组织犯罪案件、xxxx案件、重大xxxx案件、恐怖袭击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利益案件、案情紧急案件和其他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犯罪案件中，但需对其具体适用范围作明确限定，且在侦查的过程中，当首选常规侦查措施进行案件侦查，若运用常规侦查手段无法成功破案，方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组织犯罪案件具有性质复杂、危害大、涉及人员广等特点，若不借助秘密拍照、通讯xx或踪迹跟踪等侦查手段，侦查破案的可能性较低，很难还原案件事实;而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对国家主权、政权稳固、领土完整均有严重威胁，故可对此类犯罪案件亦需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刑事案件多属于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的犯罪案件，故实施技术侦查手段限制少数嫌疑人权利，能够保护多数人的权利;至于刑期低于三年的刑事案件，其相对危害性较小，故不宜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参照常规方法立案侦查即可;此外，对于案情紧急的犯罪案件也需要采取秘密侦查手段，以缩短破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因常规手段侦查极易错过最佳破案时机。需要注意的是，每一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并非是技术侦查措施的唯一适用对象，若其他人员和案件有直接关联，也可执行技术侦查手段，但需明确指出不可对第三人采取技术侦查，如嫌疑人的律师。

　　（三）综合考虑技术侦查批准程序的确立

　　综合考虑我国的法律现状与侦查体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检察机关属于法律监督机关，若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手段的审批权，确立技术侦查手段的严格批准程序，避免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确保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可行性极大。同时，笔者亦认为在将审批权交由检察机关后的审批程序应予以明确且具可行性的规定，如检察机关于日后同样需要用到技术侦查手段时，也应向其侦查监督部门提请核发批准书。再者，当检察机关在行使其审批权时，应当着重关注技术侦查的应用是否合理，并对技术侦查送审材料依法进行书面审查，公平、客观的就其合理性与否作出公断。当送审申请获得检察机关批准后，应同时出具书面同意书，其中必须注明具体批准机关名称、理由、案件事实、执行机关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当事人身份及姓名、技术侦查手段及适用范围、侦查地点、目的等，以便于备案归档，及日后责任追查。

　　（四）严格遵照技术侦查的基本原则执行

　　在不同的案件案情，并非任何犯罪嫌疑人都是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且针对不同案件侦查，并非任何刑事案件均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侦查机关应当根据嫌疑人的犯罪性质、大致刑期、犯罪严重程度以及涉嫌罪名等来确定是否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由此，笔者认为侦查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救济原则;即必须赋予当事人知情权、复议权以及诉讼权，以保障当事人的最基本权利。二是法治原则;即应当依法律规定、法定程序开展秘密侦查，不可违反司法审查原则;三是隐私保护原则;即当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防止相关材料泄露，妥善保管证据;四是必要性原则;即判断调查案件的严重程度是否有必要采取技术侦查，通常需要案件在具有严重危害后果时，才有必要实施技术侦查手段;五是适度公开原则;主要指将技术侦查手段的实施适时、适度的向辩护人、犯罪嫌疑人以及社会公开，这也是践行知情权的义务的路径之一。六是相关性原则;即指技术侦查通常主要围绕与调查案件紧密相关的人员来实施秘密侦查手段。

　　侦查学作为重要的应用学科，其研究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坚持科学原则，以追究真相作为侦查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然而，我国侦查机关完全可以主观自行断定是否需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存在很大自由度的滥用空间。笔者上述已对综合性的对如何在法律层面对技术侦查进行有效规制，即严格遵循技术侦查基本原则，明确界定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对象及适用范围，明确滥用侦查权应当担负的法律后果，以确保技术侦查手段能够在兼具合法性、合理性、规范性的前提下使用，在扑灭罪行、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同时，也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2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实施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在适用上、考察监督上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和弊端，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针对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和考察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规范完善的建议，有效地抑制对缓刑的滥用，使缓刑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缓刑制度 现状 适用条件 适用程序 考察监督

　　近年来，我国推行刑事轻刑化的司法理念，作为在判刑的同时暂不执行刑罚的缓刑，无疑成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xx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 xx年则为15%，xx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xx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缓刑考察机构，对缓刑考察无暇顾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职能对缓刑犯进行走访考察。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

　　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

　　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

　　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对缓刑听证程序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参加人员。包括合议庭组成人员、案件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所在单位代表、被告人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有关人员。上述人员除公诉人外，并非法定参加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听证没有法律上的保证，是否参加听证会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提供证据并非其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听证人员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参加，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案件的关键人员能够到场即可，如伤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单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员等，公诉人到庭时可以征求其意见，侦查人员和其他有关的人员，如果不能到场，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意见。听证方式可以灵活掌握。但听证人员必须是与被告人“相关”的人。

　　(2)听证内容。应当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社区改造环境、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等进行核实，并确认对犯罪分子缓刑考察期间的监督责任能否落实。

　　(3)听证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适用缓刑;其次，由各方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意见，并可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法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法庭上公开;再次，由被告人作陈述，表明对自己适用缓刑的态度和在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如何去落实等。

　　(4)听证结束。听证后，合议庭应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考虑，作出适用或不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

法律毕业论文范文3

　　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本质上要求全国各部门协调一致，相互统一，然而由于各行政主体的趋利性，也使环境保护和治理难于协调和统一。

　　一、行政执法趋利性的表现

　　良性的行政执法，会使得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相对人利益、第三人利益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但在现阶段，许多机关的行政执法都带有一定的趋利性，即在行政执法中优先考虑的不是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利益，而是行政机关自身利益，其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相对人分级并区别对待

　　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情形：第一类情形具体就是将行政相对人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如国家利益、机关利益、个人利益等。然后本着国家利益至上的等级主义观念，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地方和个人，这样势必会导致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的损害。第二类情形就是以行政机关自身的利益为准，针对同一类行政违法行为，采取不同的行政执法措施，以期达到对机关利益的保护，甚至是简析环境法律的发展对打着机关利益幌子的机关领导个人利益进行保护。第三类情形是地方机关，利用行政执法行为，作为自己增加政绩的工具，而不考虑本身此种行政行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将行政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谓“有利抢着办，没利看着办，麻烦拖着办”

　　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情形：第一类情形就是地方的行政执法机关，不顾法律规定，或者绕过法律或者无视法律，在本地区擅自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这些法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设定权力和免除责任，甚至明确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类情形是将执法行为同罚款这个行政处罚行为直接挂钩。交过罚款之后，违法行为和违规行为都成为了合法行为，罚款就是一个“洗白”违法行为的途径，是冲破法律大门的“破城锤”。而罚款在行政机关的角度，俨然成为了创收的手段。第三类情形就是执法交叉情形非常严重，对某些可以得利的违法行为，多个机关争相进行执法，而对某些棘手的违法行为，则是互相推诿，无人执法。

　　（三）行政执法过分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利益

　　不少行政机关在其行政执法过程中，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只看当前而不顾以后。这与我国官员在某个地区任期的时间不无关系。任期之内，有经济利益，能让自己管辖地区的经济水平上升，就不顾行政行为可能带来的相关理由。或者，对某些会损害长期利益、将来利益的行为，只要其现在有直接的利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政执法不到位，行政处罚不给出。

　　二、环境执法中的趋利性

　　我国的环境执法部门，如环保局等都是行政机关，虽然国家对环境理由非常看重，也出台很多相关政策，但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上述的行政机关趋利性带来的不良行为，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相对人分别对待

　　如同上述的行政机关执法行为趋利性的第一条所述，环境执法行为也存在相关情形。比如，某些案例中可以看到，环境行政机关针对某些要承担环境污染责任的行为，由于此行为关系到机关领导的相关利益，就不予处罚。

　　（二）擅自出台不合理环境政策

　　即环境机关，不顾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在本地区出台特殊的环境法规，导致本地区的企业个人，也无视国家环境法律，仅仅根据地策略规进行生产，最终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相关理由。

　　（三）将排污费作为创收手段

　　环境执法中，征收排污费是重要的一项。在一定限度内的排污行为，可以通过征收排污费，对其加以限制。

　　（四）环境违法行为交叉执法

　　针对同一个环境污染行为，如果有利可图，多个执法部门都对其进行行政执法；而若涉及掏钱出力的应承担环境责任的行为，则谁都不愿管，甚至出现管理真空。

　　（五）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仅仅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

　　三、环境执法趋利性解决途径

　　针对上述的种种环境执法的趋利性引发的不良执法行为，在此讨论几点应对措施：

　　1.加强依法行政，明确环境执法权归属。依法行政是政府权力配置和运转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当然体现。环境执法也是如此。环境执法机关应该大力加强对环境执法队伍的依法环境法律的发展的行政宣传力度，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强化对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等。

　　2.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一种法制监督，是介于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之间的一种监督方式，可以有效制约环境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建立环境行政处罚的信访制度。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信访渠道向有关国家机关针对环境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执法行为提出申诉。

　　3、依法严惩违法环境行政行为。针对某些违法环境行政行为，必须加以严惩，如果不对此类行为进行惩戒，则针对环境执法就缺乏监督就名存实亡。前文所述的行政行为，都是由趋利性导致的，而此种趋利性由于人本身的思想道德水平不足等理由是必定存在的，必须依法对其严惩。

　　四、小结

　　行政法的理念在于通过行政行为使得各方的利益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而执法行为的趋利性导致了这种状态的不正常不合理不平衡。这种趋利性在现阶段仍不可避开。我们应当合理利用法律法规的制定，政策的实施，使得环境本身和社会发展合理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