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1

　　浅论王蒙文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导读：王蒙文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以来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和今年的《闷与狂》等。对此，有人惊呼王蒙写疯了，什么都写，什么都尝试，什么话都说，什么都让你来不及准备，什么都让你措手不及，什么都让你瞠目结舌。关于《闷与狂》，有人说它是小说，有人说它是散文，有人说它是回忆录，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蒙文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最近的文坛很是热闹，鲁迅文学奖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有三个作家，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话题。第一个，当属王蒙先生，他因为新近出版了所谓的长篇小说《闷与狂》，广被关注，也备受争议。第二个是张贤亮先生，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之一，后来西部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因为他的离世落幕而被人们热议。第三个是萧红先生，也可以称为萧红女士，因为电影《黄金时代》的热映，而继去年电影《萧红》后再度掀起一股“萧红热”。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王蒙最新双长篇小说学术研讨会”，乍一听，觉得有点怪，长期以来，我们总习惯一事一议。但后来一想，这事若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许有点怪，但发生在王蒙先生身上，就很正常。熟悉王蒙文学的读者，我这里是指读过他作品的人，是过去进行时的那群人。而相对于过去进行时的人群，所对应的应该是将来进行时的人群。今天参加研讨会的，基本上属于现在进行时。那么，有人会问，你当属于哪一种人群?我想说，我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更属于将来。

　　我不是纯粹的学院式理论家，我是读者，是作者，是研究者，是记者，是王蒙文学的追随者，是这个会议的关注者，也是一个极想发言表明我观点的人。我不说，我不抢着说，我怕别人先说，别人先说我就不好再说，我就得转化思路，我就得顿悟，我就得冥思苦想，我就得见招拆招，我就得一鸣惊人，我就得与众不同，我就得发飙，说一些歪理邪说，说一些你不敢说的话，说一些你想不到的话，让王蒙先生知道我，让与会者知道我，让这个会结束后大家还议论我。哈哈，请允许我模仿王蒙先生的叙述方式表达方式思想方式。

　　请注意，我在这里谈的不是王蒙先生的具体哪部小说，哪篇散文，哪首诗，哪篇讲话，我说的是王蒙文学，包括所有的文字，和与文学有关的非文字的东西。譬如他的社会活动，譬如他的演讲，譬如他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在中国，我不知道哪个作家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用文学去冠名去定义，我们过去可以用鲁迅小说、老舍小说、朱自清散文、杨朔散文去冠名去定义去解读，但很少有人用鲁迅文学、老舍文学去冠名定义的。今天，我提出了王蒙文学这个说法，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吸引眼球，不是溜须拍马，不是想让王蒙先生点一个赞，而是实在是被王蒙先生30年来在文学形式上的不断突破创新所吸引。

　　王蒙先生是新时期文学新世纪文学以来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领潮头之先风气之先、最不拘形式也是最讲形式的人，从他早期的意识流到他后来的散文、随笔、回忆录、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品文、讲演稿以及思想性散文《大块文章》《九命七羊》《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迪录》《读书解人》以及去年以来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和今年的《闷与狂》等。对此，有人惊呼王蒙写疯了，什么都写，什么都尝试，什么话都说，什么都让你来不及准备，什么都让你措手不及，什么都让你瞠目结舌。关于《闷与狂》，有人说它是小说，有人说它是散文，有人说它是回忆录，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王蒙先生以他特有的语言、结构、情绪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非要说它是小说，也可以。记得丁玲在谈到萧红的小说时，曾说萧红写的不像小说。萧红则说，不同的人写不同的小说，我的小说就这样写。我想也是，谁规定小说怎么写了?谁给小说下定义了?谁规定小说就是罗贯中，就是曹雪芹，就是鲁迅，就是老舍，就是托尔斯泰，就是马尔克斯，就是莫泊桑了?我看到《上海文学》选了书中的某章节，但并没标出这是什么文体，它只告诉读者这是王蒙先生的一个专栏的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它属于文学，它不属于小说、散文、随笔、笔记、日记，它只属于王蒙式的表达。

　　关于《闷与狂》的书写，王蒙先生是有他的想法的，这种想法是一种试验，这就如同他当年玩意识流，你习惯不习惯，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反正我要这样写，怎么开心就怎么写，怎么逗你玩就怎么写。我就是马三立，我就是周立波，我就是郭德纲，我就是“老梁说事”，我就是“百家讲坛”，我就是“国宝档案”。王蒙先生在书中其实也不止一次在向读者表白，他说：“这本书你在阅读，这本书现在完全听你的支配，你想翻到第几页就是第几页，你想卷到什么程度就卷到什么程度。”他还说：“快乐是一种变化。缺少变化是烦闷的由来。而烦闷是快乐的死敌。你烦闷了，你感到了一种重复，重复使人疑惑，你需要醍醐灌顶，你需要振聋发聩，你需要当头棒喝，你需要五雷轰顶，你需要洗心革面，你需要做得成强悍，强悍得成钢铁，你要敢下手，出手辣，炼就铁砂掌。你不能对别人出手，你还不敢对自己出手吗?你要敢尝试敢变化敢刀山火海敢就地十八滚降龙十八掌练就十八般武艺扫堂腿横扫千钧，远走高飞千里万里与往事干杯。”

　　这就是王蒙，不断寻求变化的王蒙，不断寻求新鲜的王蒙，不断寻求刺激的王蒙，不断特立独行的王蒙，不断让人眼花缭乱的王蒙。人生就是一条直线，你可以选择一个又一个线段，这个线段就是你的直接经历，它是可以确定的。而人的思想是穿越线段后向两端继续发展延伸的射线，它具有非确定性。艺术也是如此，王蒙文学的特点在于他始终不断的寻求变化。我们过去总爱说，某某作家形成什么风格，什么流派，王蒙先生却不信这个圈套，这个惯式，这个约定俗成，这个千篇一律，这个被人膜拜，这个被人定义，他总是在变着法儿的玩魔术，玩魔方，玩花样，玩捉黑枪，玩打升级，玩敲三家，玩砸金花儿，玩斗地主，玩灌蛋，玩押大小，玩清一色，玩一条龙，对于他这种昏天黑地、五光十色、神出鬼没式的写作，从一开始它就被关注，被争议，被口吐莲花，被说三道四，这使我想到王蒙先生的文章《“饥饿效应”与“陌生化代价”》，虽然这是一篇谈论人际关系的，但也同样适用于艺术：“第一，开始吃的时候，你正处于饥饿状态，而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第二，你初到一个餐馆，开始举箸时有新鲜感，新盖的茅房三天香，这也可以叫做‘陌生化效应’吧。”然而，再陌生的东西你一旦有了一回生，就会有二回熟，熟了就会不讲道理，“了解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再碰到对于新相识某某某先是印象奇佳，后来不过如此，再往后原来如此，我们对这样一个过程也许应该增加一些承受力”。

　　关于的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摘要：中国人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好语言技能，还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在英语教学中，我们却忽视了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无法真正将英语学以致用。本文将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 差异 语言

　　一、引言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很多人努力学习语音、词汇和语法等语言方面，却忽略了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致使许多人虽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在英语交流中仍会遇到许多困难。缺乏对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已严重影响了英语学习。

　　文化因素对语言的影响很早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学者胡文仲就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但在多年的英语教学中文化因素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将从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来探讨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二、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

　　要想学好英语不仅需要掌握语音、语义和语法等语言本身的技能，还需要注重文化差异对语言学习的影响。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整体，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同时又受所属文化的制约。若不能充分了解西方文化就无法真正学好英语。

　　众多学者已充分研究了文化的内涵，如戴炜栋和张红玲认为，文化研究发展至今，一个最具概括性、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人自出生后所学到的一切，如语言、言行方式和内容、信仰，以及人们赖以存活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张婧则认为，不同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因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有着不同的编码分类;不同的民族因不同的宗教信仰，也导致了他们独特的笃信，崇尚和忌讳心态;不同的民族因其发展的特殊历史过程也产生了本民族自己的历史典故、传说轶事。本文主要关注中西方在传统文化、习俗文化和价值体系三方面的差异及其对语言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上的差异

　　中西方国家均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各自的文化上有其独特的内涵。由于受到不同的历史和传统的影响，中西方国家在各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传统文化亦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在学习英语时除了要学好语言，更要关注语言所属的文化内涵。正如刘长江所言，文化教学应与语言教学同步融合。

　　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差异，中西方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理解和感受也有区别。如“龙”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中的内涵便迥然不同。“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我们引以为豪的自称“龙的传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吉祥、幸福的象征，人们多用“龙腾虎跃”或“龙凤呈祥”等词形容吉庆的气氛。但西方文化往往把“龙(dragon)”视为邪恶势力的象征，寓意凶残。在西方传统文化中“dragon”指的是一种长有双翅且会吐火的怪兽，因此，它与凶暴直接联系在一起。

　　(二)习俗文化上的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尤其典

　　型地体现在习俗文化方面。不同国家的习俗文化反映在各自的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如称谓、礼仪、恭维、致谢等方面。若不能充分了解中西习俗文化上的差异则会严重影响彼此的交流。

　　如在称谓方面中西方的习俗文化便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人由于受到宗法观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遵循讲礼节、尊长辈的习俗。俗话说：“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因此，在中国，孩子倘若对长辈或教师直呼其名会被认为不懂礼貌，将会受到家长的责罚。而在西方的习俗文化中西方人称呼除父母外的其他人时大都直呼其名，以示友好和亲近。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普遍，甚至初次见面就用名字称呼。这一差异的理由在于中国人尊崇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而西方人则崇尚人人平等、追求自由。

　　(三)不同价值体系间的差异

　　价值观念被普遍认为是文化的核心所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人的价值观念必定会有所不同。而价值观念又对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言语表达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语言也往往折射出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也直接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尤其典型地体现在诸如，禁忌、隐私等方面。

　　如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注重社会群体间的亲密友好关系，因此，将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婚否等情况视为是对对方的关心，但这些理由在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禁忌，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这些均为个人的隐私，因此，避而不谈。再如中国人碰到熟人打招呼常会问“你去哪儿”或“你吃饭了吗”等，以示对对方的关心和双方的亲密友好关系，但这在西方人眼中却大有窥探隐私之嫌。

　　三、结语

　　英语学习中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如高宝虹所言，在语言学习中，文化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语言的使用要受该语言所属民族文化制约。因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必定影响英语语言的学习。尽管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仍未得到有效的改善。张友平曾指出，外语教学不应当仅仅是语言教学，还应当包括文化教学。因此，我们学习英语不仅要学习语言本身，还要熟知语言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英语学以致用，准确顺畅地将其应用于对外交流之中。

　　基金项目：天津城建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理工类院校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及能力研究》(立项编号：JG-1352)，本文是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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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散文 意境 意象 情趣

　　摘要：无论诗歌与散文皆有其独特意境，不同的是散文的意境是通过大量的笔墨描述而出，有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写境，有的可经称之为创境。同时情趣也是意境的一个表现方面，或是真情，或是真性，但相同的是那一份真。

　　总论

　　无论是何种文章都有它的灵魂，支撑小说的是情节、人物命运，支持戏剧是唱词，而支撑散文的是它的意境。

　　何谓意境，袁行霈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指出“意境是作者主观意志情感与客观事物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的想像世界”，简单来说意指的是思想感情，而境指的是文中所呈现的画面，两者紧密结合形成了散文的意意境。意境是一篇散文的魂，只是已与诗歌的意境不同，诗歌意境是画中小品，一山一水而已，而散文的意境则是鸿幅巨著，需要全篇构局，否则一处失误，全局皆毁。如《论语》中《子路曾暂冉公西华待坐》中，去掉公西华的琴声，顿时失色不少，《我与地坛中》中史铁生离开那个废弃的地坛，当时的心境便不会那么清晰。

　　当然有的散文也不是非要营造怎样的意境，它们靠的是文中的那份情趣，有无奈的洒脱，平淡的处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 可以看做是散文中的中的小品，虽少却五脏俱全，也容易打动人，因为情趣也是散文意境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情趣，据笔者个人理解指的是那一份真，那一份对事、对人、对物的真，如柳宗元的名篇《永州八记》，当代散文家汪曾祺、丰子恺，其文章中吸引人的不是什么非凡的意境而是文中的那份真，那份情，也就是情趣味。

　　一 创境与写境

　　散文古已有之，因此本论从古代说起。《论语》无疑是最早的古代散文，只是大多只是支言片语，难以成就意境，而论语中最为称道的具有散文特色的还是那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待坐》。师徒五人席地而坐，弟子各言其志，公西华一旁鼓瑟自若，直至老师问及其志才琴声渐稀，而其回答也很有意境，可以说是画中之画。那时的景那时的情，让今人看来也感叹不已，感叹情的真挚，感叹景的迷人，一切皆如此的惬意如此的和谐，不刻意为之而天然自成，可以说是散文意境中难见的一高峰，亦如司空图在诗品中所言“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亦如李白所称赞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

　　意境构成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意象，优美的散文都着意刻画、抒写一个主体形象，凭着主体形象，营构意境的轮廓，凭着主体形象倾注作者内心的激情，显露出抒情的微波洪涛。上例为自然之作，如范云诗中“昔去花如雪，今来雪如花”，天然之作，不着人力。

　　当然有天然之美，便有人工之妙，庄子是此中高手，其文多先创一意境，后才阐述一道理。如其文《逍遥游》，前文扬扬洒洒言之许多，鲲如何化而为鹏，鹏又如何飞于九天，列子如何御风而游于天下，将这些意境营造成的美妙非凡，引人入胜。这便属于成功的意境营造，庄子心中对自然对万物的认识，通过这些意象带出，从而阐述出自己的观点，“圣人无己，至人无名，神人无功”。

　　当然擅长借助意象来传达意境的近代也名家也不少，朱自清的两个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即是如此。

　　朱自清的名篇《背影》，是回忆父亲、抒写父爱的一篇脍灸人口的散文，作者抓住父亲—个特定的“背影”为意象，作为创造意境的构图中心，先后四次进行了点染与刻画：第一次在开头，“我和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第二次写“背影”的出现，是父亲送“我”上车后，又特意为“我”买一包桔子：“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铁道边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第三次，写“背影”的隐没，“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第四次，则是作品的结尾，手捧父亲“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挺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来信。深探怀念父亲的“背影”：“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父亲的背影在此文中是最能打动作者，也能打动诸多读者的心， 3

　　父亲的背影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一次次撩动着作者的心弦，每一次琴音都是亲情的弹奏或许并不瞭亮，但却饱含温情，最能打动读者的心。父亲的背影此时已成为亲情的象征，有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也有儿子对父亲的牵挂。父亲的背影如同音乐的尾间， 在舒缓延延的尾音中凝重滞涩的惜别情韵跃然变为怀念。父亲此时无限缠绵之情，打一个不十分恰切的比喻说：“背影”就像一块礁石，感情的浪花每一次撞击，产生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波纹，显示着感情旋转向前，变化腾挪的流程。因此抓住意境构图的主体形象，往往就能抓住情绪变化的“焦点”、诗情喷薄的关眼，因为也就能够通过灌注情感的艺术形象，诗意浓烈地画出抒情的的“波澜”。在《背影》一文中，父亲的背影便是这一构图的主体意象，而这一意象的选择成功，笔者认为是因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失去时才会珍惜。当然，文中并没有失去什么，只是渐渐远离视线，可是这也是一种失去，如每天的落日落后会再升，可远去的背影，远去会不会回来，没人能知。

　　《荷塘月色》一直以来是被选入中学课本的，其艺术成就自不必说。现在还探讨一下此文中的意象与意境地，在这篇散文中朱自清选了两个相互独立又关联意象，荷塘与月色。开篇便言“心里颇不宁静”，似乎与所选之意象难以融合，心烦而景静，再读才知因烦而求静，那段描写月下荷塘、荷塘月色的文字让多少人神往。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 4

　　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月色与荷塘两者相互辉映，营造出的是一种静谧氛围，此时的景如此清幽，此时的人也相必如此，“一切景语皆情语”，人的心境地与景的处境在刹那间融合无二，只是人非草木，心中的那丝烦忧难排，于是景也不是先前般那么明朗，“峭峭楞楞如鬼一般”。

　　还有一篇散文需提一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与地坛》中的文字，地坛在这像一位智者开启了作者，地坛中的种种景物是作者文中的境，而意则是那地坛中的生机，各种生物尽心生长，使作者领悟生死。荒芜的地坛沿尚且生机无限，年轻的自己又何必急于求成。这时的地坛有一种与作者合而为一的感觉，领悟是如此自然，而成果却那么令人欣慰，就如论语中的《子路、冉有、曾皙、 公西华待坐》一般，一切自然而成，而不刻意为之。

　　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 最高灵境的启迪。”因此严格来说上面所举的各个例文均合乎这一点，只是这不是笔者想重点论述的。笔者要说的是，在诗中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分，其实在散文中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散文中的“无我之境”指的是“写境”，即只是对客观事物加以描述，让读者通过阅读从而发现什么，文中的说的《待坐》与《我与地坛》便是如此；而“有我之境”笔者认为是创境，即作者在文中用力很深，让读者很容易觉察，文中《逍遥游》与朱自清两篇散文便是如此。这样说不是说谁优谁劣，只是说在写作时各自的表现手法不同罢了。如同唐诗中的李杜二人一样，一诗出自天然，一诗出自用力，均不掩其光辉。如王国维之语“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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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时期是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没有魏晋就不会有诗坛的辉煌而支撑魏晋文学并具备导引作用的人物必属三曹。但是中国文学史上关于三曹的研究却相当少，这足以引起研究界的重视，而在三曹的情感表述异同、风格比较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因此，针对三曹诗歌的研究价值还是空前巨大的，本文以三曹在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异同为视角来分析三曹诗歌，对进一步研究三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情感表达

　　诗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文学形式，究其原因，“建安风骨”可谓是第一功臣，那么何谓“建安风骨”呢?即汉末建安时期，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至此，毋庸置疑，支撑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甚至走向巅峰的当数三曹无疑。然而，虽然他们三人都为魏晋诗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三者的风格以及反应问题的侧重点都是存在差异的。本文将从情感表达方式这一视角来具体分析三曹诗歌的异同。

　　一、三曹在表达对战争的厌倦，对军人消极抗战的愤恨、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之感上的异同

　　无论是身处汉朝的权族还是作为魏朝的皇族领袖，三曹都身陷政治漩涡，在凶险无比的政治生涯中体验人间的冷与暖，所以他们都有一颗拯救大众之仁心。

　　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不但在政治上具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魄”，在诗歌创作上也是汉魏诗坛的独秀。《蒿里行》的创作背景即是董卓专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这句描写了讨董各路军队的列阵观望、畏葸不前、不愿齐心协力奋勇杀敌的消极心态，也表达了诗人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消极抗战者的恼恨。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凄惨之状也无不痛快淋漓的揭露了军阀频造战乱使得劳苦大众流离失所的丑恶行径。《苦寒行》则用质朴无华的笔触描述了曲折艰险的征途、食宿无衣的窘境以及身处艰难军旅生活的军人对战争的厌倦以及浓郁的思乡之情。“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突出征途之艰，“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则是表达出士兵的思乡心切，“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写了军人生存条件之差。纵观曹操这一题材的各个时期的乐府诗歌，可以发现其中的微妙关系，堪称“诗史”，前人称之为“汉末实录”。曹丕的《令诗》中“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下民哀哀糜恃，吾将以时整理”虽然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却没有那样浓烈的抗战意向。而被亲兄逼作“七步诗”的曹植在政治上的造诣甚至不及曹丕，更何谈与其父相提并论，但是所作的政治诗却多于其兄。他的《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通过“游侠儿”的英雄形象表达了自己希望通过从军一展宏图的志向。与其兄一样，曹植所写的篇数不多的政治诗所表现的政治理想、宏伟气魄都不似其父那般具体，那般真挚激烈。

　　那么为什么又有这些差异呢?那是因为社会的剧烈动荡对他们的影响不同。曹操所经历的时代，是汉、三国、魏时代，他亲身经历了社会由动乱到局部安定，所看到的自然是社会的黑暗，人们的苦难。诗人写这些诗的目的就是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痛斥那些乱臣贼子的丑恶行径，为广大有志之士树立正确的是非观。曹操的很多诗到末尾都申述自己的伟大抱负，其原因在于想说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非一己之私，使得他的诗充满积极情怀。曹丕曹植虽然自幼受父亲的熏陶，但是等他们真正具备创作能力的时候，社会局势已经大体稳定了下来，曹操定都邺下以后，他们兄弟虽然有时也随军征战，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诗酒宴饮，对社会的动荡、百姓的苦难虽然了解一些，但却没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关于政治的诗歌也就甚少。

　　二、关于慨叹岁月短促，表达对人生的忧虑方面

　　战争的残酷、政治的腐败使得当时文人对人生充满了种种忧虑。世事无常，生命脆弱，人们面临各种生离死别的考验，因此他们开始感慨时光的流逝、岁月的短促，想要更多的时间跟亲友团聚，享受人间的情与爱。自古至今，无数文人便将此寄托于自己的诗中，三曹也无不例外。

　　曹操的《龟虽寿》描绘了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但是《短歌行》中也有“去日苦多”的惆怅，对时光流逝的叹息成就了他诗歌史上的古直悲凉。身为皇帝的曹丕也有同样的感慨。《善哉行》中的“人生如寄”、“岁月如驰”表现了曹丕对时间的珍惜，具有着浓郁的时间意识。经历被父亲冷落、被兄长算计的曹植对这方面的感触尤为深刻。

　　三、关于自我形象的塑造，个人情感的表露方面

　　三曹诗里，自我形象塑造得最为完整鲜明的当数曹植。在曹植的诗里，可以找到他理想抱负的建立与幻灭和一生感情变化的轨迹，找到他各个时期不同的自我形象。《公宴诗》中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作者以“公子”自称，描写了贵族公子“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的闲适生活。虽然不如曹植般完整，但是曹操的自我形象也塑造的极为鲜明。那是一个渴望天下太平的仁者形象，是拯救全国百姓于水深火热的明君形象，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者形象。总体上讲，曹操是通过《观沧海》、《龟虽寿》、《蒿里行》等诗篇描述出自己既可以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又学富五车的能文能武形象。但是曹操的诗较难反映出他一生的情感变化。曹丕的诗只有《黎阳作诗》、《令诗》等稍塑其自我形象，多为代人之作。

　　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同的社会地位、人生遭遇、个性特点以及文学素养。身为军人，曹操性情较为豪放，较少矫柔做作，所以他的诗多是真实感情的自我流露。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他一定没想到自己还有成为诗人的天分，只是由于对社会现实的深沉感触激发了创作灵感。因此，曹操的诗中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是真实而又自然的。作为皇帝的曹丕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正所谓自古难两全，他的矫情自饰成就了他的皇帝伟业，然而人的有限的精力限制了他在诗歌上的长足发展，所以他的诗中只有少数塑造了他的寂寞孤独情怀，自我形象不甚完整。

　　诗歌是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本文中叙述了三曹在忧国情、叹世情、思乡情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等方面的情感，对于为数不多诗篇描绘的男女思慕情没有详述。但是，三曹对中国抒情诗歌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很多题材的鼻祖均始于三曹。而中国文学史上关于三曹的研究还是相当少的，这足以引起研究界的重视，在三曹的情感表述异同方面、风格比较方面的研究就更少了。因此，针对三曹诗歌的研究价值还是空前巨大的，而我们以后的探究任务也是艰巨的，但是我相信，认真钻研“三曹”，我们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