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1

　　1农村环境污染现状

　　目前，农药、化肥和除草剂在农业生产上的使用，农民生活污水任意排放、生活垃圾随意置放，乡镇企业粗放型生产经营方式是农村环境污染的主要污染源。造成土地退化，河流污染，大气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农业产品的品质，农民的生活环境，农村的长久发展。

　　1.1农药、化肥、除草剂和地膜使用强度高，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严重农药、化肥、除草剂和地膜的使用，使耕地和地下水直接受到了大面积污染。农药残留，重金属超标，地膜难以降解不仅直接污染耕地，影响农产品质量，而且对农村耕地长久持续利用，农民增产增收都造成重大影响。近２０年来，我国化肥的亩施用量超出世界平均的１倍多，其利用率只有３０％～４０％，其余７０％～６０％的化肥进入大气、土壤和水体环境。且在化肥施用中还存在肥料之间结构不合理现象，化肥使用量偏高，单纯追求高产，导致肥料施用之间的配比失衡。

　　化肥利用率低，流失率高，不仅导致农田土壤污染，还通过农田径流造成了对水体的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污染。长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农药、除草剂导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农产品污染。随着科技发展进步，地膜复盖技术得到不断地推广，农用地膜用量不断增大，由于农用地膜在田地难以降解，直接给农田造成了“白色污染”。

　　1.2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对农村环境的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加之农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趋向集中，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较之以前更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但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以及管理不到位，村镇生活废弃物处理厂的建设及容量都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有的地方甚至根本不具有垃圾处理设施，据安晓云等人２０００年对河北省２０个自然行政村生活方式现状的调查情况来看，在生活用水方面，除了与中心城市相邻极少数村外，９０％的村子至今还没有集中处理生活用水的公共设施，甚至３５％的村子还没有实现集中供水。

　　生活污水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村里河流或者地面，对居民、牲畜饮用水造成直接的污染。由于农村居住条件的改善，大多数农民已经使用液化气或者煤炭，６０％以上的农作物秸秆未被有效利用，直接在耕地里焚烧，对农村和城镇空气质量都产生了难以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基本的排水和拉圾清运处理系统，我国污灌面积呈现出逐年增加趋势。农村每年直接产生的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农村生活垃圾面广量大，不仅占用了大量耕地面积，而且对农村居民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特别是在汛期，各种垃圾随着雨水流到河边、溪边，严重污染水体，还造成河道堵塞。

　　1.3乡镇企业对农村环境的污染我国乡村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哄而上，没有配套的技术经济政策引导，同时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农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反积聚效应的工业化，数量众多、工艺陈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能源消耗高，绝大部分企业没有防治污染设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污染治理困难，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农村环境和农业环境污染与危害。目前，乡村企业污染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例已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１１％增加到４５％，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过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

　　由于许多乡镇企业急于求成，轻视对资源优化配置和组合，轻视对产业的选择和调整，轻视对污染防治项目的选择，轻视效益的提高，以投入增量谋取发展增量，加速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加剧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往往是一家小造纸、小印染污染一条河，一个小冶炼、小采选毁掉一座山。

　　1.4环境保护意识教育滞后，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教育水平低，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据研究，超过１／３的农民不知道农药对人体和环境是有害的，有６５％的农民不了解虫害天敌或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概念，８４％的农民会超过规定标准剂量用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单纯追求高产，大多数农民对科学用药、平衡施肥了解过少，一味地加大剂量滥施农药和肥料，对耕地、地下水、大气造成直接污染。农民一般认为造成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工业排放污染物造成的，并没有意识到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损害。同时由于相关部门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我国一直以来实施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二元化环境治理政策，长期以来把环保工作的重点放在大城市、大工业和大工程上，在城乡环境权益的分配上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现象４。中国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环境保护投入少之又少，加之农村缺少相应的执行管理机构，农村环境状况不断恶化。

　　2农村环境保护系统体系构建

　　面对农村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局面，有必要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与研究，众多学者对农村环境保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与对策，但是，目前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的建议、对策仅仅停留在宏观的、零散的、缺少互动的层面上，因此，对于农村环境保护系统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在对农村环境污染现状进行分析之后，建议从以下四个层面对农村环境保护系统体系进行构建。它们分别是：

　　（１）城镇和乡村发展全面兼顾层面；

　　（２）生态农业和高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层面；

　　（３）法律规范和机构完善相结合层面；

　　（４）执行主体和农民参与提升层面。

　　2.1城镇和乡村发展全面兼顾层面伴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基本建成，城镇＋乡村形态的城镇化格局将在中国基本确立。因此在执行环境政策时需重新考量城乡二元化环境治理政策的优劣，从时代需求，现实情况作出改变，制定出适合现实需要的环境政策。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环境政策的制定及执行都应兼顾城镇和乡村发展。只有兼顾全面，切实执行，才能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促进农业快速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2.2生态农业和高科技产业协同发展层面改变农业生产污染可以走出一条绿色环保无害道路，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业，从根本上解决农药、肥料、除草剂、地膜等不合理使用的情况，解决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发展生态农业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为此，农村生态农业的发展需有相关部门的介入，努力引进高科技技术，以高科技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发展反补科技进步为主要形式，充分发挥科技、农业、环保等部门的技术优势，同时可以联合和依托当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开展生态农业研究与建设。

　　2.3法律规范和机构完善相结合层面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国农村环境政策就开始提出，随着农村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保护的迫切性，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但是长期以来，出台的各项法律规范没有很好地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且多以末端治理为主，不能从源头上治理环境污染问题。而且由于农村和城市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不同，环境表现形式不同，《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在农村的作用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需要针对农村特殊的环境状况，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农村环境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绝大部门农村没有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缺少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执行环境政策和法律规范，因此，为了切实实现相关环境政策和法律规范的效力，必须在农村设立相应的执行机构，完善机构层级设置，赋予机构相应执行权力，使法律规范和完善的机构相互配合，协同合作，逐步改善农村环境状况。

　　2.4执行主体和农民参与提升层面农村环境政策、法律规范以及监督监测等执行需要执行主体的参与，即需要执行人员。针对我国目前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主体素质偏低、专业技术不足等特点，需要对环境政策执行人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和专业技术的训练。充足的、专业的、高素质的环境政策执行人员是政策高效执行的一个重要保障。

　　国家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在改善农村环境状况。农民不仅要参与到农村环境政策执行的过程中来，还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意识，自觉遵守环境保护法和环境道德，积极监督、批评、检举、控告污染和破环环境的单位和个人。环保执行人员与农民二者合作，积极配合，实行信息公开，双向监督，积极遏制破坏污染农村环境的行为，改善农村环境条件，提高农村环境质量，提升农生活水平。

　　3结论

　　农村环境污染制约农业持续发展、威胁农民生命财产安全、扰乱农村稳定．农村环境保护，必须寻求城镇和乡村发展兼顾、生态农业和高科技产业协同合作、法律规范和机构完善相结合、执行主体和农民参与同步进行。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农村环境不断改善，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环境污染论文2

　　一、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的利益困境

　　根据目前的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采取单一的无过错规则原则调整。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受害人有损害、污染者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规则的归责原则更多地是从被告的义务角度而非原告权利角度分析问题的，然而无过错责任又将原告的权利放在了考虑的优先位置。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受害人本位”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但是“受害人本位”的规范模式在现实中存在一些背反的情形，造成一些利益困境。

　　1.加害人和受害人均在实施环境污染行为

　　这种情况在水污染问题领域比较常见。我国水污染案件常常导致水产养殖业的损害，催生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如“李国发诉东风灌溉区管理处污染损害赔偿案”、“天津乐亭重大渔业污染侵权案件”等，这些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率先确立了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将“是否符合排放标准”排除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然而，养殖业也是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生产活动。养殖密度超过水体容量、饵料剩余、水产肥料和生物代谢产物的积累都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或者水体污染。近年来，国内水域常发的“水华”、“赤潮”等灾害都有水产养殖业的作用因素。20xx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第一次全国环境污染源普查公报》称，水产养殖业排放的COD55.83万吨，总磷1.56万吨，总氮8.21万吨，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84%、3.69%、1.74%。水产养殖业投放的抗生素也是导致大江大河中抗生素残余的罪魁祸首，全国人用抗生素占总量48%，而52%都是兽用抗生素，投放在养殖水域中的抗生素是江河流域中抗生素残留的主要原因。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使水污染的受损方在诉讼中居于相对优势的地位，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利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两家企业同样造成污染，但是法律优先保护受害方。在适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时，哪一家企业对水体造成的危害更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受到了损害，受害方通过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获得赔偿，甚至要求另一污染企业停止侵权行为，而损害赔偿却无益于环境保护，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的立法目的已经流失。而从另一方面看，“对于环境损害事件，若仅以损害事实发生及因果关系存在，即认定侵权责任成立，则企业经营者的排除污染责任将成为绝对责任，对于企业经营者未免过苛，而有害于工业化之进展”。

　　2.受害方本身的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损害发生

　　由于港口疏浚施工造成的海域污染案件中此种情形较多。近年来，我国经历了港口建设的高峰时期，同期我国的海域使用制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前任由沿海农民通过承包方式自主利用海域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20xx年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确立的“海域功能区划制度”和“有偿用海制度”。因此，沿海农民在港口及其周围海域所进行的养殖活动，由于“海域功能区划”的确定和港口法的实施，由法律所不禁止变成禁止的活动。同时，港口施工建设经常会造成沿海养殖物损害，受害的农民一般是以“海域污染损害”为由提起诉讼。在此类案件中，沿海从事养殖的农民的养殖利益是否合法成为审判中常见的争议问题，如青岛海事法院(1999) 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84号判决、(20xx) 青海法海事初字第41号判决、(20xx) 青海法海事初字第23号判决、(20xx) 海事初字第006号判决;大连海事法院(20xx) 大海锦事初字第16号判决;厦门海事法院(1999) 厦海事初字第019号判决;北海海事法院(20xx) 海事初字第004、005、006号判决、(20xx) 海事初字第012号判决等。正如此类案件的某一判决书指出的：“如对其违法利益予以保护，无疑是鼓励原告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可以非法使用海域和非法养殖，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将是其他公民和法人纷纷效仿，其结果将是对国家法制和国家海域的破坏。”如果忽视港口管理机关或者经营企业进行港口维护和建设的正当职权以及国家海域使用制度，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做过于宽泛的认定，将不利于国家法律的实施。

　　二、从比较法角度看环境污染侵权存在多元归责原则

　　虽然早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观点指出，“单一的无过错原则无法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侵权类型，应该建立以无过错责任为主，公平责任、风险责任、过错责任为辅的结构体系”。但是更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是，无过错归责原则是法治发达国家在应对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污染侵害问题时采取的普遍且唯一原则。这种认识有片面之嫌，单纯的无过错责任无法适应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前文分析的利益困境中，很容易发现法院并未简单适用无过错责任，而是从其他角度实际上给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附加了其他的构成要件。

　　1.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有范围和条件限制

　　在比较研究中一般将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条作为德国对环境污染侵权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依据。但是该条的内容是：“由于附录一列举之设备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导致任何人身、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设备所有人应对受害人因之所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很明显，相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附加了前提条件，即只适用于环境责任法中附件一详细列举的96种“设备”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立法对严格责任的适用没有给法官留下任何灵活把握的空间。此外，德国环境责任法第5条还规定了“忍受限度”内的免责：“如果设备运行符合预期目标及相关规定，且财产仅遭受轻微损失，或者根据当地普遍情况，损害在可以忍受的合理限度内，对于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予免除。”就“忍受的合理限度”问题，日本的司法实践作了进一步探索，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可以用“忍受限度论”或者“新忍受限度论”判断的过失完全取代通说中的过失和违法性的二元可归责性结构。

　　即忍受限度的衡量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受害人方面的损害的性质(健康损害、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及其轻重情况;(2) 加害人行为的社会评价(公共性、有用性);(3) 设置防止消除损害设施的状况; (4) 是否遵守管制法规; (5)客观方面的工厂所在地; (6) 据先住后住关系等周边情况个别地确定忍受限度。相反，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任何前提，成了一条“抽象规则”，适用范围只能取决于司法实践如何解释“污染”。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乃至整个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认识到自身所有的生产行为都会带来环境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污染”的适用界限实际上是人类的所有行为。侵权责任第65条可能会成为一项抽象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活动。

　　2.有的国家对部分环境污染纠纷适用不动产相邻关系调整

　　在德国，环境污染纠纷不仅受环境责任法调整，还受到民法条款调整，其中德国民法上有关“不可量物侵入”的规定也在发挥调整环境污染纠纷的作用，即第906条规定：“在干扰不损害或者较轻微损害土地的使用的范围内，土地所有权人不得禁止煤气、蒸汽、臭气、烟气、煤烟、热气、噪声、震动和其他来自他人土地的类似的干扰的侵入。如果此类干扰对土地的通常使用或者对土地的收益所造成的妨害超出预期的程度，所有权人可以要求适当的金钱赔偿。”从文义上看，对于相邻关系的环境污染纠纷并没有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而是采用了类似“忍受限度”的标准，即“超过通常使用或者预期损害”的程度。第906条还规定了若干判断标准： (1)依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确定和估价的干涉，不超过在此规定中规定的极限值或者标准值的，通常为非重大妨害; (2) 对于在依联邦公害防治法第48条发布的并且能够反映技术发展水平的一般行政规定中规定的数值，适用相同规定;(3) 重大妨害为因按当地通行的使用方法使用他人土地而引起，并且不能够通过在经济上可以要求此种使用人采取措施加以阻止的限度之内。其中第(2) 项正是我国司法解释明确排除的对“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的免责。德国民法第906条规定的救济方式上也有特殊之处，对于其中不属于重大妨碍的侵入，相邻关系人有义务忍受，而对于其中重大且用通常方法无法避免的侵入，经过行政许可的营业造成侵入，受害方只能要求金钱补偿。

　　三、环境污染侵权条款适用需要的调整

　　在审视现有环境侵权诉讼案例后，很容易发现环境侵权条款在侵占其他侵权条款的传统领域，以至于许多邻里纠纷都被纳入环境侵权领域，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调整环境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防止环境侵权责任条款变成新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同时，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的适用也有必要进行调整。

　　1.确立认定污染的“合理忍受限度”标准

　　在新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应当运用“合理忍受限度”标准认定“污染”。环境问题类型复杂而且新类型不断涌现，目前引发诉讼争议较多的噪声、光污染、电磁污染问题就还没有相关法律规范标准。“什么是污染”这个判断在法律上由这样两种方法完成：一是让它成为一个类似过错的，交由法官来决定的概括构成要件;二是在法律上进行具体列举，类似于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条。目前只能采取前者方式，也就是在立法上给法官概括的指示，才能让环境侵权责任条款更能适应个案的需要，更能给予当事人必要的保护。通过法条具体列举的方式，试图涵盖所有的污染类型也是不可能的，法律只能回到抽象概括的方法给“污染”一个抽象的定义，或者抽象的标准。实际上两大法系在污染造成损害的界定上都采取了类似“合理忍受限度”的标准。除了前文提到的德国民法、环境责任法上的规定和日本司法实践中的学说观点外，美国1965年的“侵权法重述.

　　(二)”在判断对环境有污染的“超常危险行为”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标准，要求法官在判断中考虑：该活动多大程度上不属于通常的习惯、从事该活动的地点的不适当性、对社会的价值被其危险性超过的程度等。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新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时已经在采用该项原则。在“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上海浦东新区居民受到永达公司经营场所夜间照明的干扰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支持了受害居民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中，首先依据《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认定永达公司照明灯光属于障害光，接着指出“其射入周边居民居室内的外溢光、杂散光，数量足以改变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光污染程度较为明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应当引入类似“合理忍受限度”的认定标准。

　　在光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污染等新型污染中，要根据当地普遍情况，损害在可以忍受的合理限度内，或者该行为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有重要意义，对于该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予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该规定的意义不只是排除一些明显轻微的环境破坏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新型的、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人类活动，不必要马上让其承担被诉、被禁止，以及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而是要给新的营业、生产或者生活方式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2.运用不动产相邻关系调整相邻环境利用关系

　　在争诉双方同为污染企业利用环境，或者同为居民生活利用环境的情形下，应当运用不动产相邻关系调整环境利用关系。如同德国物权法第906条规定，我国物权法上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也明显是要在环境污染领域发挥作用，调整利用环境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动产相邻关系之间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光、电辐射等有害物质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物权法第90条规定来处理，即“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在水污染纠纷中，特别还要适用物权法第8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用物权法相邻关系调整此类纠纷相比较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调整此类纠纷有明显的不同。

　　物权相邻关系处理的原则要遵循物权法第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明显有利于受害方，这种安排是为了矫正现代化工业生产造成的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平，即一方面是居民的人身、健康权利受到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另一方是实力强大、肆无忌惮破坏环境的大企业。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受限制的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领域。每个人、企业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也有合理利用环境的权利，在不涉及人类生命、健康的情况下，不能将一部分企业利用环境的权利或者“污染环境的自由”置于另外一些企业之上，或者将某一部分居民享受环境的权利置于另一部门居民之上，而且谁处在法律保护的优先地位完全取决于谁受到的损害先出现，或者谁先起诉。因此，我们在不涉及人的生命、健康的相邻关系环境纠纷中，还是应当发挥物权法上相邻关__系规定的作用，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

　　3.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损害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条款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本质上看是配置人类利用环境的权利，通过污染妨害排除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它可以直接决定哪些民事主体具有优先利用环境的机会。在多数情况下，通过法律获得保护的是民事主体的利益和机会，而非环境本身。法律本质上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影响只是它的间接效果。环境法实施的基本目标首先应当是维持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因此，在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各类污染行为中，应当首先禁止危害人类生命、身体健康的环境污染行为，而且对于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失的受害人，法律应当优先保护，减少受害人的证明成本，适用无过错责任。涉及人的生命、身体健康损害的环境污染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对“污染”行为做较为宽泛的定义，一些对环境负面影响尚未充分认知的人类活动也可以纳入其中，保证人类在遭受生命、健康损害时有充分机会获得补偿。某些对环境有高度危险的生产活动可以纳入高度危险责任调整，对环境有高度危险的活动造成环境污染，并导致财产损害的情况，同样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

环境污染论文3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受到人们的重视。近些年来，海洋环境科学污染防治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结合各个海洋的实际情况，使防治法律的适应性、合理性更强，并且积极的进行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补偿工作，全面提升了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效果。但是，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于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近些年来，作者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调查中发现，其中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防治法律体制架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吸附机制等都存在很多的问题，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下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当前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问题分析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问题

　　众所周知，公众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有着一定的作用，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公众可以通过行使自身的权利，来对破坏海洋环境的现象进行诉讼，并由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审核以及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运行情况来看，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对公众权利内容不够全面，使得一些居民发现海洋存在着污染的情况却无能为力，从而使始作俑者更肆无忌惮的对海洋进行破坏，因此，对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完善势在必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问题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应有着针对性的防治方向，结合不同海洋区域的实际情况，对相应的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并将其严格的实施下去，从而保证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有效性 。然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整体架构缺乏合理性，法律体系架构过于雷同，未能结合实际的海洋区域进行相应的设计。

　　另外，缺乏对陆源污染的重视，陆源污染作为海洋环境重大污染方式之一，其中蕴含着多种破坏因素，而陆源污染问题却没有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进行充分的体现，影响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科学性。20xx年新《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内容较少，仅仅修改了第四十三条、第五十四条内容，删除了第八十条的内容，海洋污染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程度加深，污染方式多样，海洋资源的稀缺，以及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发展与近年来的深化改革，调整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关系和适用范围及风险评价、责任追究制度上应当进行立法调整。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问题

　　海洋资源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要想促进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对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 。而就现阶段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及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情况来看，整体运行效率并不高，而且，机制的落实力度严重不足，很多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条例过于形式化，不利于海洋环境防治工作顺利的进行。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海洋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通过以上的分析了解到，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在运行的过程中，民事责任制度还有待完善，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应赋予公民对海洋环境污染的诉讼权利，这样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公民就可以利用自身的权利来行使请求权，从而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的效率 。公民的环境权主要包括知情权、使用权、环境权、参与权等，公民在海洋环境防治的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居民赖以生存的海洋受到污染，给居民的海洋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居民所得到的赔偿不公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诉讼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居民得到公平的补偿，同时对保护海洋环境不再受到污染和破坏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海洋环境防治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其次，应不断的完善海洋环境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大量的实践发现，海洋环境侵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责任原则上通常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当然，为了提高民事责任制度运行的有效性，应重视免责情况的运用，不仅要严格的执行下去，同时要根据其发展趋势不断的对免责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对于一些由于不可抗力出现的重大过错，应属于正当的免责事由。

　　(二)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的完善

　　经过多年的发展，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已经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随着人们对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一些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导致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运行的不合理，应对其进行不断的完善 。

　　首先，应站在海洋环境保护的角度上对其体系架构进行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是全球的重点工作，而且，在法律上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在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国家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办法，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海洋环境的进化现状，对一些重点海域制定相关的单行法、行政法，不断的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例如，渤海、东海、黄海、南海等在不同的海域都存在相同的污染源，而污染来源却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应根据这些海域污染的差异性有针对性的对其制定防范措施，从而保证各个海域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运行的合理性。例如，在针对我国南海环境保护中，对其制定了《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中，《中国南海海域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升海洋环境保护质量。

　　其次，应重视陆源污染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有针对性的对其《条例》进行不断的完善。所谓陆源污染主要是在陆地上所产生的污染，进入到海洋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破坏的污染源，陆源污染与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构成海洋的三大污染源，陆源污染不仅具有较多的种类，而且，数量也比其他两种污染源多，并且给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是最为严重的，因此，在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架构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重视陆源污染的防治条例的完善。作者认为，在对《条例》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应充分结合陆源污染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细致化、具体化、原则化，要将其与《海洋环境保护法》一致，进一步完善《条例》，增强可操作性。同时，在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有一些与陆源污染息息相关的法制体系，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都应对其进行相应的修订和完善，这样才能充分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实施的效率，为海洋环境保护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最后，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以往针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虽然制定了相应的民事法律，然而，在实际调查中发现，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十分不足，针对这类情况必须采取有效的完善措施，不仅要对民事法律进行完善，更应加强民事法律的落实力度。

　　(三)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生态修复机制的完善

　　所谓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是指海洋资源的受益人或使用人，在合法的基础上利用相应资源的时候所支付相应费用的制度 。在近些年来，我国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过程中，补偿机制不够全面，还依旧存在一些补偿问题，例如，一些海洋区域的海洋工程等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变，其污染实施者却未能对其实施生态补偿，制度的缺陷将会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会让更多的实施者大肆而为之，针对这种现象，必须完善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的修订，结合海洋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对海洋工程、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岸工程、倾倒废弃物污染等实施生态补偿制度，在完善法制体系的过程中，应严格遵循着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并根据海洋区域的实际资源使用情况确定受补偿主体、资金来源、补偿程序、补偿主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等，提升海洋环境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效率。

　　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主要指的是利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极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生态改变，针对于一些小污染小破坏，通过海洋自身的自然修复能力，能够实现良好的修复效果，而针对于一些大污染大破坏，仅仅通过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修复是十分缓慢，甚至是出现无法修复的问题，将会给海洋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在这里需要对海洋环境的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才能利用修复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海洋环境的修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运行，应将其作为海洋环境修复的辅助方式，以海洋自然修复能力为主体对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修复，再进行适当的人工辅助，将受损的海洋环境及其资源进行恢复，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完善。另外，在对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应结合各个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完善，当然，在此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先进地区或是先进国家的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例如，建设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建设繁殖场所、栖息场所、建设海底森林等，更好的填补我国当前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空白，从而有效的提升海洋环境生态修复机制的实施效率，为海洋环境修复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

　　(四)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其他配套工作的完善

　　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之外，还应注重一些配套工作的完善，才能提升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运行质量。首先，应重点考虑海洋环境污染与相关环境保护法之间社会效益的均衡性，如排污权、环境权之间的平衡，根据不同海洋区域的特点，对于一些没有超标的排污所造成的损害来说，其赔偿机制应当建立在社会化赔偿机制之上，如公害赔偿的商业保险、赔偿基金等，为保证海洋环境做好充足的工作。其次，应该加强执法改革，从以往对海洋环境执法的情况来看，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因此，应不断地对海洋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优化。另外，由于海洋大多都是跨越国家的，因此，在海洋环境防治法律上，应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相互之间签署国际协定、公约等进一步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从而为海洋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法律支持。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为了避免或降低对海洋环境破坏的程度，需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进行完善，希望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积极做好我国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律的完善工作，促进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