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教育思想1

　　甲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23．这段文字生动反映了孔子作为老师和作为父亲两重身份的教育特点。

　　（1）从这则材料中看，作为一个老师，孔子有怎样的教育教学思想？请简要回答。（1分）

　　（2）作为父亲，孔子这样教育儿子，是不是少了一份温情？请你就此谈谈看法。（2分）

　　参考答案：

　　23．

　　（1）方法上，孔子重视启发诱导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教学思想。内容上重视诗教与礼教。

　　（2）示例一：我不认为孔子对儿子缺乏温情。孔子“远其子”是不偏爱儿子，说明孔子教学上不偏私，有教无类，对学生一视同仁。“远其子”实际上是对子女的严格要求，是君子爱子的体现。

　　示例二：我认为孔子对儿子确实比较疏远。无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无情。对儿子惜言如金，大概也缺乏耐心吧。一方面可能工作确实忙，对儿子的学习有些顾不上；另一方面，可能孔鲤的学习能力和水平有限，对他的期望值不高，甚至可能有些灰心。从最终的结果看，孔鲤学无所成，是不是也可证明孔子教育儿子并不成功。（观点鲜明，言之成理即可。）

孔子教育思想2

　　孔子一生主要是教育上等人，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比较复杂。孔子认为平民道德教育应主要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平民，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这一思想至今仍有其合理处。而在文化知识教育上，他认为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根本不堪教育，因此完全无法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孔子的教育实践也是如此，他的授业弟子中没有一位是平民，社会弟子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一论断恐怕要重新审视。我们认为，孔子至少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

　　关键词：孔子;平民;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上等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其教育思想和终身实践，对后世几千年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道德教育优先，亦重文化教育的思想；学而不厌，好之乐之的思想；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思想；君子不器，重在谋道的思想；学思结合，行学并重的思想；知之谓知，不知阙如的思想；因材施教，由博反约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却颇为复杂，有些甚至非常糊涂，需要认真考察。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我什么人都教育，没有贫富﹑贵贱﹑地域﹑夏夷、“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等等的区别。孔子还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只要主动给我一点见面的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育的。就因为孔子讲了这么两句话，后世学者便长期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许多理论。这两句话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明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如果真这么看，我们就犯了以后释古的常识性错误。西汉以来的经师们解读《论语》时，就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其实，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上等人，基本没有教育下等人。他说上面那两句话时，是有一个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明白的大前提的。学者们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时，可能仅仅考虑了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那两句话的大前提；也可能没有对孔子的教育实践作细致的考察，并将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作比对研究，然后再得出结论。而学者们误解那两句话的根源，则很可能首先是因为误解了“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很可能是因为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所致。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人民，包括不以人民字样出之，而以君子﹑圣人等字样出之的，大约有两百章之多，占到全书（492章）四成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春秋时代有多么重要，孔子对这一问题是多么重视。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亦十分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近百年，学术界对孔子的“人”“民”“众”“百姓”等概念的看法，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人”是奴隶主，“民”等是奴隶。另一类认为，“人”或指所有的人，或指贵族，“民”指奴隶。两类学者都是思想家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证据都是甲骨卜辞，其社会结构研究理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甲骨卜辞对研究西周以前的殷商社会可能十分管用，但对研究先周社会和西周春秋社会就要十分小心。阶级斗争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真地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此，关于“人”“民”的上述两种理论恐怕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的学习心得，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有理论预设，都不能随意移植嫁接理论，而应该充分研究原始材料，并且仅仅根据原始材料本身得出结论。只要遍查《论语》《春秋》《左传》，我们便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人民观”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人”指所有的人，与“鬼”相对而言。二，“人”又可以分为“人”和“民”两个阶级，其中“人”是上等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但不包括“小人”。“小人”和“民”“众”“庶”“百姓”“鄙夫”“老农”“老圃”等等是一个阶级，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孔子经常讲“使小人”“使民”，在谈到道德问题时，他常常把“小人”和“民”这两个概念混用，可见，“小人”和“民”都是平民阶级。三，“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讲仁德的便是“君子儒”，“志士仁人”，如果还当了官，就可以归入上等人，是“君子”，但一般不是“大人”，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是“大人”；不讲仁德的“士”则是“小人儒”，“小人儒”而又没有当官，则仅仅是“小人”，只能归入下等人，属于平民阶级。我有《人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为了既方便下文讨论，又适当避免重复，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以下不再赘述。

　　孔子毫无疑问有教育“人”即上等人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无需论证。但他有没有教育“民”即下等人也就是平民的思想？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有，其思想又当如何？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还有，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许还应该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实践，看看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否一致。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平民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平民教育思想下结论。只有把平民教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作出判断。仅仅根据孔子的那两句话就断定他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样做恐怕不太严谨。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我们初步认为，孔子还是有平民教育思想的，不过，他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与其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一生只对平民进行了道德教育，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下文我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简要论述。孔子既然认为平民应该教育，有平民教育思想，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教育平民，怎样教育平民呢？孔子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道德教育，另一个是文化知识教育。下面先谈谈他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认为，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1326）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121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这里所说的“君子”，都是“人”，上等人，而且都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孔子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146）也就是说，“君子”当中有仁人，也有不仁的人。孔子一生称赞的大体同时代的仁德君子，有卫国的宁武子﹑孔文子﹑公子荆﹑史鱼﹑公叔文子等等，还有郑国的子产等四君子；他批评的“不仁”的君子，国君有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齐景公等等，卿大夫有季康子等等。可见“君子”中的确有仁者也有不仁者。而上引诸章中孔子说，这些君子们安泰而不骄傲，和谐而不雷同，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胸怀坦荡，为做好事而互相团结，可见这些“君子”都是上等人当中的仁德君子，而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小人”则都是下等人，平民，与“民”、“众”、“百姓”是一个意思，属于一个阶级。这些平民，骄傲而不安泰，雷同而不和谐，促成坏事而不成全好事，常因小利而忧戚不安，为干坏事而互相勾结，总之，他们的品行很坏，道德水平很低，没有一点点仁德，真正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平民的道德水平既然很低，那么应该怎么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呢？听听孔子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明白。孔子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19）从孔子的这番话来看，季康子必定先对孔子说，鲁国的平民太坏，准备多用刑法，杀掉一批特别坏的平民，以整肃社会风气。他这种看法和准备采取的做法，在晚周可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周秦那么多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说平民好的。弟子们把这番话记下来并收入《论语》，即应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从孔子的回答来看，孔子认为，季康子这类人才是“君子”，才是上等人；“民”和“小人”都是一类人，平民，下等人。孔子虽然承认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但反对季氏滥杀平民，主张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下等人，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最终改善社会风气。这说明孔子的仁德之心及于平民，他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策略也比季氏高明。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174）（称赞郑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516）这两章，上一章说“使小人”，下一章说“使民”，“小人”和“民”明显是同一个阶级，都是被上等人“使”“养”的平民，孔子说得非常明白。“学道”是学仁道，这仍然是道德教育，不是文化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是“学礼”。孔子认为，“君子”“小人”都要“学道”，都要进行道德教育，“君子”还有教育“小人”的义务，其教育方式是“养”和“使”，要求分别是“惠”和“义”。这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教育上等人来影响下等人，由上等人来教育下等人。

　　从总体上来看，上等人特别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的道德水平很高很高，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这不仅是孔子的基本判断，也是周秦几乎所有思想家的一致判断。我们只要随意打开这个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圣陶等老先生上世纪初曾经编印《十三经索引》，只要查到“君子”“小人”条，就会发现有无数这样的论述，而且其他先贤的看法与孔子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平民的道德水平为什么普遍非常低下呢？孔子似乎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君子”有土地，即所谓“有国有家者”，他们或有国家或有采邑，又大都有官俸“谷”，从无衣食之忧，所以都在操心一些“高大上”的问题，如“德”“刑”“义”“道”；“小人”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没有官职，当然也就没有“谷”来作官俸，常年苦辛而总有衣食之忧，所以只关心“土”“惠”“利”“食”“贫”这些在君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孔子所论来看，他本应明白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当我们研究了孔子的平民道德教育策略之后，我们才发现，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贫困才是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孔子远远不如孟子。孟子还知道要给每家老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他们灾害年景免于饿死，风调雨顺年头过上好日子。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孔子则完全无此想法。因此我推想，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平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平民道德水平低下，应该怎样教育他们，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呢？孔子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劳”，一个是“诲”。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宪问，（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1910）上引许多文献，都有“使民”“使小人”的话，这就是“劳”，主要形式应有三种：让平民交税，让他们为官府修建宫殿﹑道路﹑水渠等，让他们打仗。《国语鲁语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可见孔子等晚周诸子大多认为，“使民”“劳民”是教育平民，防止其道德水平更加低下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除了“劳”以外，孔子还想了一些别的教育平民的方法。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23）可见“德”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平民的内容，都是上章所讲的“诲”的内容。“德”即仁德﹑道德，“君子”“小人”都要接受道德教育。不过这一章里的“礼”，仅仅特指具有整肃作用的“礼法”，类似今人讲的习惯法，而不是三代文化知识和孔子丰富学问总纲的那个“礼”。至于具体怎么“诲”，孔子的策略是这样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219）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134）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441）（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张，1919）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颜渊，1219）上面的引文中，孔子说要“诲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怎么“道”，怎么“齐”，总之怎么“诲”呢？原来，孔子并不是要直接“诲”民，“道”民，“齐”民。孔子发现，下等人的道德问题，主要是由上等人的道德问题决定的。上等人中，多有不仁者。应该要求上等人“直”，上等人“好礼”“好义”“好信”，上等人不失其“道”，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从而像风吹草一样，影响下等人，提高下等人的道德水平。这样，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提高，社会就和谐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独创，周秦诸子大多持此观点。这一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如今常有人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其实只要党风政风真正好了，民风就会大大好转，甚至会完全好起来。以上是孔子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看法，总起来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孔子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看法，却相当的糊涂。上文已经指出，孔子曾说“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他都教育；又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象征性地送点礼物他，他就教育学生。因此后世学者们全都认为，无论贫富贵贱“先进”“后进”哪国人氏孔子全都教育，并进而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学者们没有考虑到，孔子说这些话时是有个在他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的，就是你得愿意接受教育，而孔子一向认为，当时的平民几乎是没有愿意接受教育的。孔子曾经根据人的智力，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季氏，169）“生而知之者”是智力超常的人，天才，其学问本事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孔子一生从没有说过谁是这样的天才。这与今人的天才观几乎完全相同，今人也大都认为有天才，但究竟哪一个是天才，又似乎谁都说不清楚。孔子认为自己是三代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周文王之后他孔子最伟大，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认为自己只是个“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说他的学问，都是终生努力学来的。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中人以上”，应指“困而学之”者、“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这三类人，跟这些人可以讲大道理。“中人以下”应仅指“民”，这些人“困而不学”，不可以跟他们讲大道理。因此，孔子认为，“民”是无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9）“上知”指“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指“困而不学”的“民”。这些“民”，只可以让他们怎么干，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们智力太低下，又拒绝学习。上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为，孔子充其量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根本没有平民文化知识的教育思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说他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那他的思想就是平民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学者们仅仅根据孔子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不考虑那两句话还有个大前提，就断言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是不太谨慎不太科学的做法。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他的教育实践，希望用他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来互证，以进一步搞明白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同时也进一步搞清楚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孔子教育过的人，我大体把他们分作两类，授业弟子和其他人。下面分别讨论之。

　　孔子的授业弟子中有没有“民”即平民呢？我的判断是，应该没有。我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孔子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就是培养教育上等人的，而不是培养教育平民的。孔子教育弟子，也主要是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主旨是“仁”，文化知识教育的主旨则是“礼”，具体来说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按照孔子的上述教育思想，孔子是不可能直接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孔子曾经对子贡讲，他的丰富学问，有个东西“一以贯之”，并不是靠死记硬背的。（卫灵公，153）颜回则指出这个把老师无比丰富的学问“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礼”。颜回说，老师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911）那么“礼”就是孔子学问的主线和总纲，也是三代文化的主线和总纲——至少孔子自己是这么看的。孔子一生都教弟子仁学和礼学，而礼学本身就只是上等人的学问和事情，与平民没有任何关系，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门如有平民弟子，他们不可能一生跟着老师学这些既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这是我判断孔门弟子中没有平民的第一个依据。其二，孔门弟子的做派，就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而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收有孔门弟子七十七人，其中“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其中澹台灭明和公伯缭两位应该都不是孔门弟子（只要读读《论语》原文就明白，兹不具论），实为三十三人。这些学生，有贵族，有士，但没有平民。士在晚周是个特殊阶层，上文已略作说明。这些弟子中，虽然颜回穷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地步，（雍也，611）但这只是因为他坚持不当官所致。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711）可见颜回不当官，应与当时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密切相关。颜回虽然很贫穷，但其做派仍不失上等人的身份和风度，包括他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时的“乐”，这分明是一种君子之乐，上等人之乐，真正的平民就无论如何都“乐”不起来。这就如同今天的阔人到深山老林吃野菜觉得很雅致，很“酷”，而多少代在深山老林里吃野菜的穷人却“雅致”不起来，“酷”不起来一样。颜回死后，他父亲要求孔子卖了马车，以为颜回准备外棺。埋葬儿子，颜父既要内棺，还要外棺，这就是典型的上等人的做派，而不可能是平民的做派。孔子自己也是上等人，本来也该如此，但他主张薄葬，反对厚葬，就说我的儿子伯鱼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棺。加上我是当过大夫的人，不能没有马车，因此拒绝了颜父的要求。但孔子的弟子们觉得，安葬颜回没有外棺太不像话，就背着老师为颜回准备了外棺。因为这事孔子还呼告过死去的颜回，由这个呼告我们明白，颜回在世时，也是主张薄葬的。（先进，118﹑1111）这一细节说明，孔门弟子都不是平民，他们的做派都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另一个弟子原宪也贫困，也是因为不肯当官。孔门弟子中，颜回原宪是最像平民的，连他们两个都不是“民”，别的弟子就更不是“民”了。另外四十二个弟子，“无年及不见于书传”，其中有无“民”，虽不敢妄断，但考虑到上述第一个因素，其大体情况当与前三十三位弟子相似。其三，孔门那些只要愿意当官的学生，全都当了官，而且大多是大官，最小的也是县长，还有一位是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的时代虽然也有小人和平民当官的，但那都是通过经商发财然后买官做官的。孔门只有子贡经商，有钱买官，子贡后来位至卫国国相，但子贡的官不是买来的，而是凭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当上的。孔门授业弟子没有一个买官的。孔门弟子虽然有的是“先进于礼乐”，有的是“后进于礼乐”（先进，111），总之都是精通“礼乐”的，他们有的是世禄子弟，有的虽说只是士，但既已精通“礼乐”，且已出仕，就肯定不是平民，而是上等人了。授业弟子之外，通过直接与孔子打交道而得到孔子教诲的人当中，有没有“民”即平民？我曾经学习太史公的做法，遍查《论语》492章，并且把每个与孔子打过交道的人全部清理出来，列成表格，逐一分析，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只有两个“童子”一个“鄙夫”可能是“民”。一个是“互乡童子”（述而，729），另一个是“阙党童子”（宪问，1444），后者还是孔子的同乡。这两个人都不好说是君子还是平民，唯一一个可以确认是“民”的，孔子称之为“鄙夫”。（子罕，98）孔子教育弟子以外的人，也主要是教“仁”和“礼”，所以这些人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平民要孔子教“老农”“老圃”“百工”的事，孔子也教不了啊﹗以鲁国为例，根据《论语》的记录，鲁国与孔子直接打过交道的人，有鲁定公、鲁哀公、季平子、季康子、孟武伯、孟懿子、阳货等人，他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阳货虽然只是个“陪臣”，但这个“陪臣执国命”，可不是一般的“陪臣”。鲁国之外，卫国郑国与孔子打交道的人最多。卫国主要是史鱼等几位“君子”和孔子打交道，郑国的情况也一样，也主要是几位仁德君子与孔子打交道。孔子无论在哪里，都基本不与平民打交道，他在别国的情况也与在鲁郑卫三国相似，我们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孔子的授业弟子不是平民，社会上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也基本上都不是平民。孔子一生教育的人，要么是上等人，要么是“士”这一特殊阶层，他基本上没有教育平民，这应该与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的特性密切相关。这说明，孔子的教育实践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他一生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平民未受文化教育因而“下愚”，这不难理解。但他们为什么“困而不学”，孔子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重要深刻而又十分简单的问题。孔子的仁政设计中，从未谈到土地问题，他只说要少收税，只能收十分之一的税。但孟子的仁政设计中，最最重要的不是少收税，而是要给每户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说明孟子的时代土地兼并已很厉害，失地农民已经很多了，也说明孟子比孔子更加关注平民的生计。孔子从来不谈土地问题，最多只能说明那时土地兼并还不太厉害，不能说明那时没有土地兼并。中国春秋初期即已开始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一旦私有化，兼并就会开始。这是经济规律，历史规律，无可规避。今天我国设计的土地制度，有这样那样的不合理，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土地兼并，这是吸取了过去两千多年土地兼并的教训而作的设计。而土地兼并一旦开始，就会有农民无地或者少地，生活就会困顿，他们活命都很困难，怎么会有心事读书做学问？但孔子对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考虑到，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另一方面，春秋时代周天子衰微，各国国君都想自保，大国之君、中等国家的国君还想灭掉别人，统一天下，于是天下连年打仗，天天打仗，这是要死很多人，花很多钱的。古今中外，打仗都是打人的性命，打钱。春秋时代土地私有化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多收税，为了打仗。土地刚私有化时，各国都还只收十分之一的税。后来仗打多了，打久了，包括鲁哀公在内的很多国君都收十分之二的税，国家还没钱花。土地被兼并了，税收又这么重，由孔子反复说要“使民以时”可以推知，另外可能还有没完没了的劳役，平民的贫困可以想见。在这样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平民的第一需求自然是生存，而不是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这才是他们道德水平低下而且“困而不学”的根本原因。孔子家族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他的直系祖先，绝大多数都要么是殷商天子，要么是宋国国君。他们家即使从其九世祖开始衰落，但仍然是贵族，过日子自然没有问题，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孔子似乎不明白，平民为何如此“下愚”，为何如此“困而不学”，他这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

　　历史常识反复告诉我们，平民只要衣食无忧，自然会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欲望。但我们的伟大圣人孔夫子，似乎始终都不明白这一十分浅显简单的道理。因此，对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过去学术界长期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个论断并不科学严谨，恐怕要重新考虑了。文章写到这里，我还得补充几句话。孔子虽然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对后世平民的文化知识教育，仍然是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的。孔子的徒子徒孙，世世代代都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他们全都尽其可能教育上等人。而那些一代一代受过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的上等人，其子孙又一代一代不断地平民化，这就不断地提高了中国平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过去几千年，中国农民的美妙梦想就是“耕读传家”，中国人把最美妙的风度叫做“儒雅”，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到孔子的影响。加上孔子一直注重平民的道德教育，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古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话不仅对上等人是对的，对平民也是对的。本文只是认为，孔子本人的确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因此我们就不能说他有全民教育思想。学术研究恐怕还是要一是一，二是二，笼统含糊不得。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付诸实践，只是最近几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子当年认为“下愚”、“困而不学”，因此完全不堪对其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那些平民，最近几十年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全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得以注入强大的动力。据统计，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为四年，如今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低受教育的年限就是九年，何况每年还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孩子进入各类高中级学校学习。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教育；没有发达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还原历史真相，完全没有任何贬低孔子的意思。恰好相反，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就断定几千年前的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完全脱离了经济基础，反而让人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可思议。还原了历史真相，孔子反而更加真实可信，我们反而可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经济和教育良性互动，让中华民族发展得更快更好。孔子虽然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但他一生一直十分重视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三代常把学校叫做“学”“校”“庠”“序”，都有道德教育的含义。“学”者，效仿仁者之意；“校”者，矫正不良习惯，使之向善之意；“庠”者，养也，教养而使之养成好习惯之意；“序”者，序长幼尊卑，使之明礼成人之意。可见三代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孔子继承了三代的这一思想，对上等人和平民都注重进行道德教育，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作者:吴天明 单位:武汉大学

孔子教育思想3

　　一、素质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个性

　　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学生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个性，充分开发其潜能。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则依序“去兵”“去食”，强调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实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闻斯行诸”的回答了。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教学是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从补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现状很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齐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们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现在还依然存在一些学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陈旧的教育思想，以升学为教育目标，夸大学习成绩，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应试教育抹杀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教育评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今天，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依据学生个体特点，实施适应个性差异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不同的问题，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学思统一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当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启发教育不仅是启发学生透彻理解知识，而且是启发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正如古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就可以终身受用。启发式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学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养成自觉思考的习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关于“启”、“发”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起源。愤和悱是一个人渴求知识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颜上的表现，学生已经思考了但还没想通，这时可以去启发他，思考了并有所领会但还不能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时可以去开导他。孔子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的引导和及时的启发。学生不能从已知的一点推导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孔子就不会再重复去教授，———在学生不理解的情况下，再讲，就会造成学生的死记硬背，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就是说学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师指导学生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兴趣、动机、主动性、积极性的时候才有效，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没有兴趣，强迫灌输，学习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仅教学生时用启发的方法，自己和别人谈问题，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启发。后来的《学记》把这一经验总结为善喻。“遵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教学上很宝贵的经验。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教师须完善自我、以身作责

　　国务院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无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获取智慧灵感，孔子认为，教师应认真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为赞同“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体力行，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鼓励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凡有一技之长，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诠释。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是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即师德。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教师能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创设一种乐学的气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对话、交流，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师应该是知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具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规律，懂得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教师还应该具有继续学习的要求、能力和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爱生的品质，他的进德修业、永不停止的思想，对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语

　　总之，纵观孔子教育思想无不孕育着素质教育的端倪，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21世纪，如今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教师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教学及更好地把握教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必将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注入新鲜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