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1

　　摘要：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留下种种思考的问题，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上帝在有人签发哲学死亡通知的时候已经死了。是不是哲学要走向终结了？或者用什么方法走出困惑，这就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西方哲学哲学终结价值重建存在批判上帝

　　一引言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中，上帝死了，哲学终结是一个热门话题。其实对于哲学终结的话题并不是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就有危机感。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不约而同得出“哲学终结”的结论。希腊人发明哲学之后，人们就对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而为了同样的问题进行争论不休。事实上，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后期维根斯坦从日常语言分析入手，他认为：“哲学是一场反对语言困惑思想的战斗。”维根斯坦还说：“没有一个方法，但确有类似于各种治疗的方法。”后人把这种哲学观称之“治疗性哲学”，它通过消除哲学问题来治疗“哲学病”。然而，哲学问题被消解之后，哲学将不复存在：“哲学病”被治愈将不再有职业哲学家，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自杀性哲学”上帝死了之后的西方哲学，面对各种危机，如何寻找出路。上帝真的死了吗？哲学真的终结吗？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同时在反思过程之中是否可以寻找出路。

　　二马克思和签发“哲学死亡”通知

　　哲学家罗蒂说要取消哲学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热衷决不是后现代的哲学家，现代西方两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维根斯坦和黑格尔也是积极鼓吹者。

　　其实“哲学的终结”谈论决不是始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此之前，就有不少人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其中最砌底的当属马克思。事实上，在1844年之前，马克思像传统哲学家一样，对于哲学予以最高的热情和尊崇。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藏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

　　不久之后，情况有所变化。这个明显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把哲学的现实功能具体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的现实意义。哲学在马克思眼中的现实功能就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他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就是哲学，它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他认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并且认为只有在现实中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他与恩格斯将一切哲学都等同于资产阶级哲学，因为它属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必然要随着现存的制度消亡。他们两人都认为黑格尔哲学既是的最大成者，也是哲学的终结。其实他们两人在宣布“哲学的终结”的同时，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哲学。正如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只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事实上，恰好回应一位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的不可能，但是同时又是矛盾的。证明哲学的死亡时候恰恰是通过哲学的论证和哲学的方法得出的。

　　在维根斯坦看来，“历来关于哲学事物所写的大部分命题和就此而设置的问题并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因而我们根本就不能回答哲学问题。而只能确定它们的无意义性。哲学家的大部分问题和命题都是因为不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而引起的。”维根斯坦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问题，并且证明这些问题是不存在任何意义的。他目的是希望获得一种“正确的逻辑观点”，理解能说的东西以及其界限。这样，哲学没有自己的特殊命题和特殊内容，而是完全变成功能性的，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他在通过自己论述达到取消哲学，但是他这种论述恰恰在构建一种元哲学的理论。在事实上，这种理论本身也是一种哲学主张，只是改变哲学主题，形式，也就是用一种哲学代替了另一种哲学。

　　海德格尔始终认为，“存在是哲学真正命题的和惟一的主题”。哲学不是存在者的科学，而是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海德格尔关心是存在问题，只有存在的哲学才有意义的，并且还强调哲学是存在的科学，而不是存在者的科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思想就把存在视为存在者的根据，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存在。在研究存在问题时候，我们总有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存在。当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存在的时候，而这个“是”本身就是一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是”等同存在，所以对于这个“是”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按照海德格尔观点或者他的思想，那么哲学就是存在哲学。鲁迅也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的这句话是论证存在者是什么，其实意义都是在于人。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了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种思想本质上是说明这个世界的意义就是人的世界，离开人的存在，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与价值。海德格尔这里讲的决定论不是对个别存在者的决定，而是对作为全体的存在者的决定。

　　在晚年的海德格尔却认为哲学在现时代已经终结了，同时他也把哲学的终结叫做哲学的完成。在现代，人们把哲学变成经验科学，哲学不再胜任思考的任务。因此，哲学终结是必然的，是一种归宿。

　　马克思觉得哲学与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样，不是永恒存在的东西，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观点是如果产生哲学或者所属的社会制度注定是要消亡，那么哲学又怎么可能永久存在？人们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着自己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哲学是希腊人发明的，那么就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消亡也是必然的。马克思关心是实践问题，如何改造这个世界。他还指出自己毕生关心和为之奋斗的只有一个问题，一个事业，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全体人类的解放。他从来不关心“重建本体论”或者“本体论转向”之类没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他使哲学变成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哲学不再存在思辨。于是，哲学也就终结了。

　　三上帝死了，面对价值重建问题

　　尼采曾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他接下来说：“假如上帝没死，我就没法活！”当他说完这话不久就精神失常，很快就一命呜呼了。上帝死了，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上帝的尸体，还是留下一种终极的价值。上帝为什么会死？到底是谁把上帝杀了，为什么要杀上帝？那么死去的上帝会不会复活，耶稣死了，但是耶稣又活过来。我的死是为了我的复活，但是上帝复活了吗？上帝是什么？是一种终极价值体验，还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困惑现代西方哲学，也是现代西方哲学面对危机。面对签发死亡通知的现代西方哲学如何超越，如何走出困惑，这就是一种价值的反思。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人把上帝杀了。

　　人们给哲学签发死亡通知，只是把上帝杀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让哲学终结。那么哲学并没有终结，只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面对各种困惑。上帝死了是不是价值轮回的表现，而这种价值是如何轮回的。在价值轮回过程是不是出现取代上帝的值体系，或者某种价值体系在重建之后实现这种取代。如果上帝没有死了，尼采就没法活下去。但是上帝死了，尼采也就发疯了。或许当人把上帝杀的同时也把自己杀了，这是价值的互毁。于是人们需要回归上帝复活的价值。

　　在这里，要面对的问题不是追究是谁把上帝杀了，或者谈论上帝死的原因，而是关注价值重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思潮，重建本体论面对种种困惑，价值重建出路在何方？如果现代西方哲学是一种超验的存在，而超验的东西属于纯粹理性。纯粹理性如何避免理性的独断？康德认为：“纯粹理性在它的理念里并没有存在于经验范围以内的特殊对象，它所要求的只是理智使用在经验总和的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性只能是原则的完整性，不能是直观和对象的完整性。” 反理性思潮出现是因为纯粹理性本身不去认识某个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无法突破这个完整性而使用范畴到自在之物上去。 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是一个传统主题和主体性慨念不断被消解和解构过程。有一位学者说过，“实践的观点所突出的便不可避免地是能动性或主体性方面。”

　　从哲学史上看，西方哲学已经经历过三次危机，每次危机之后，哲学都获得了新生和繁荣。现代西方哲学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四危机时期，而这次危机是否可以再次获得新生和繁荣？西方哲学传统三大主题———上帝，心灵和世界之后是否面临丧失的危机。努力重建本体论，复活上帝，或者再造上帝是否解决摆脱哲学危机。

　　现代西方哲学要至少面对三个问题，第一是“重建本体论”，第二是“本体论转向”，第三是“终结论”。重建本体论主张复活上帝，保留传统三大主题。本体论转向是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和边缘学科。终结论主张纯哲学的终结。

　　价值重建在发展过程不再是纯粹的重建本体论，在很多时候是本体论转向。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本体论转向只是解决哲学危机的方法，最终还是会回归到“重建本体论”。一个人病了就必须吃药，但是康复之后就不再吃药了。我觉得西方哲学就是这样情况的，必须通过“本体论转向”获得新生和繁荣。

　　四结束语

　　现代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各种困惑，经历过新康德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原先流行的思潮突然失去影响力，但是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兴起，给原来现代西方哲学带来冲击。结构主义的哲学加入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哲学领域。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哲学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作为知识的主体和知识的对象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人只是近期的产物，并且正在走向消亡。”“人像是画上在沙滩上的肖像，是可以被抹去的。” 福柯自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他也喊出了“人死了”这一命题。

　　现代西方哲学需要走出危机，作为一种思辨方式，必须选择本质性的精神进行拯救，前提是人类精神能够全面自由的达到反思状态。 只有这样，现代西方哲学才可以最终实现“重建本体论”。

　　主要文献

　　[1] 《良知与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xx年8月版

　　[2]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xx年2月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4] 《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著 韦卓民 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xx年版

西方哲学论文2

　　从“人类死亡判定标准的演变”中不难看出，死亡问题不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而且也是一个同身心关系或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紧密相关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同哲学和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因为事情诚如恩格斯所说，不是别的，正是身心关系，或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亦即何者第一性及其同一性的问题，构成了哲学或宗教学的基本问题。⑴因此，为了对脑死亡问题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或理解，对死亡现象作一番哲学或宗教学的考察是必要的。

　　具体地说，我们将依次扼要地对死亡现象作哲学的、宗教学的和文化(丧葬文化和祭祀文化)学的考察。而这就在事实上关涉到了人类精神的三种主要形式，即哲学、宗教和文化。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宗教和艺术虽然都能够表达终极生存，表达绝对精神或普遍精神，但表达的方式却有高低之别。这是因为既然“普遍精神的定在的要素，在艺术中是直观和形象，在宗教中是感情和表象，在哲学中是纯自由思想”，⑵则艺术形式就势必低于宗教形式，宗教形式也就势必低于哲学形式。这样，虽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人类对死亡的宗教学思考和文化学的思考是在先的，然而，既然在一定意义上，对死亡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精神形式，那么按照马克思所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法，⑶在叙述中，我们就将打破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历史顺序，并将这一顺序颠倒起来，首先对死亡现象作哲学的考察，继之对它作宗教学的考察，最后对它作文化学的考察。

　　死亡问题并不只是现代社会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只是文明社会向人们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差不多和人类同龄的非常古老的文化问题。“人类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之日起，至少从直立人开始向智人过渡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起，就开始面对同类的死亡思考起死亡问题来了。”⑷从欧洲莫斯特文化遗址中的墓地到高耸入云的埃及的金字塔，⑸从中国山顶洞人尸骨周围的赤铁矿粉末到澳大利亚“梦戈三号墓”中的红赭石，⑹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阔谈阴间的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到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痛哭故去挚友的吉尔伽美什，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见证。然而，这些尚不是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因为在这里，对死亡现象的这些史前时期的思考还只是以“直观和形象”、“感情和表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还未曾以“普遍概念”或“自由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为要完成这样一种认识上的飞跃，是需要诸如“人的个体化”、“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时间观念的更新”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等一系列条件的。⑴换言之，人类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或死亡哲学，是伴随着哲学的出现而出现的。

　　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它虽然也以人的死亡为研究对象，虽然也十分关注与人的死亡有着紧密联系的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但却旨在凭借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对这些事实或现象进行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学的考察，换言之，它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或曰“死而上学”。因此，在死亡哲学里，我们谈论的是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亦即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与可避免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 终极性(亦即灵魂的可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亦即死而不亡或死而不朽)、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如“向死而在”与“向死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会诸如此类有关死亡的形而上的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它同研究死亡的各门精确科学或具体科学有这样一层区别，它才获得了一种独有的超越地位，既有别于宗教神学和文学艺术，又对一切有关死亡的形而下的研究有一种普遍的统摄作用和不可抗拒的指导力量。⑵然而，“死亡哲学”虽然只有一个，但人类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的表现形态却是多种多样的。鉴此，为了展现人类对死亡现象进行哲学思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我们将分别讨论西方死亡哲学和中国死亡哲学。

　　一 死亡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哲学即死亡的排练”

　　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含摄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说，我们应当用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来对死亡现象作形而上学的考察，另一个层面是说，我们只有通过体悟死亡现象，方可达到对终极实存或哲学本体的认识。因此，如果我们从第一个层面看问题，我们不妨把死亡哲学称作一门应用哲学或关于死亡的哲学。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二个层面看问题，我们就似乎应当把死亡哲学理解为一门哲学发生学。如是，则死亡哲学就不仅属于哲学，而且它事实上是一门元哲学。因此，这后一个层面在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中将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阐述死亡哲学、在讨论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时，将首先讨论这一个层面，尔后再讨论另一个层面。

　　在西方哲学家中，第一个明确地从哲学发生学的角度阐述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的，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因为正是柏拉图第一个明确地把死亡或死亡意识同哲学的生活道路和思维方式、同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和基本途径联系起来予以考察，提出并论证了“哲学是死亡的排练”这一流传千古的哲学名言。

　　我们知道，柏拉图原来对哲学并无兴趣，他梦寐以求的是要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诗人。只是由于后来同苏格拉底的“邂逅”相遇，为苏氏生为哲学事业而生、死为哲学事业而死的伟大精神所鼓舞，才一该初衷，焚掉全部诗稿，依然踏上献身哲学事业的坎坷道路，并为此不懈地奋斗了半个世纪。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哲学首先是一门做人的学问，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要求哲学家放弃普通的世俗要求，有一种超然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超然个人生死的思想境界，有一种自觉的死亡意识。哲学家的生活无他，就是从事哲学研究，而所谓哲学研究，就是不断趋向这样一种思想境界、逐步树立自觉的死亡意识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排练演习，为死亡，亦即为达到一种没有身体框架局限的存在作准备。柏拉图所谓“哲学乃死亡的排练”，即是谓此。

　　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们谈到柏拉图的这个哲学典故时，常常把它说成是“哲学乃死亡的默思”，这是不贴切的。因为当柏拉图这样说的时候，他所用的希腊词是“Мελετη”，而“Мελετη”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并不是“默思”(“meditation”)，而是“排练演习”(“rehearsal”)。从而，柏拉图的这个典故所要强调的在于：哲学主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把有无自觉的死亡意识看作是鉴别真假哲学家的试金石。在他看来，那些缺乏自觉的死亡意识、对死亡问题看不破和透不过的人，即使看起来十分博学，却充其量是一个卖弄学问的“智者”，终究算不上一个“真哲学家”的。只有那些不懈地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不懈地“专心致志于从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学家”的称号。(参阅柏拉图：《斐多篇》67E。)

　　哲学是“死亡的排练”，其间不仅有道德伦理(“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真”的问题。什么是哲学?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哲学叫作关于“善”的知识，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又可以把哲学叫做关于“真”的知识。然而，不管是“善”的知识，也不管是“真”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归根到底都是关于“理念”的知识。诚然，我们还有想像、信念和理智，但是，由于它们无论如何都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发生联系，因而都算不得真正的知识，至少算不得“哲学”知识。所谓哲学知识，就是理性知识，即关于理念的辩证法。它是一种同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毫无干系的、关于永恒无限的、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即理念)的知识，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关于“一片空灵”的“真际”的知识。⑴因此，一个迷恋于尘世生活、贪求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执著个体有限身体和有限生命的人是难得超脱事物世界、步入理念世界、获得哲学知识的。⑵只有那些具有死亡意识的人，那些从身体“监狱”的“囚禁”中最终解放出来、从而彻底克服掉肉体感官的障碍、完全摆脱意志和欲望的羁绊的人，才有可能登堂入奥，进入神圣的理念世界，获得真正的哲学知识。

　　总之，对柏拉图来说，哲学不在死亡之外，而在死亡之中，它是一种非经过死亡这道门槛不能透悟的学问，它就是“死亡的排练”，就是死亡意识本身。真、善、美在哲学家的死亡的排练中，在哲学家的死亡意识中是三位一体的。哲学家追求正义、追求善、追求真理、追求美和追求死亡，这些统统是一回事。因此，对于“真哲学家”来说，问题不再是怕不怕死亡，而是何以在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中去觅求知识、真理、美德、美、正义和哲学。

　　毫无疑问，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哲学发生学这样一个理论高度来审视死亡的哲学家并不限于柏拉图一人。例如，现代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曾说过：“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如果没有死亡，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这是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最根本的欲求是生命，最大的敌人是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这样，哲学作为一种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的见解”，作为对人类普遍存在的死亡恐惧症的一种“治疗”，其存在的绝对必要性，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叔本华强调说：“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即为针对这种目的而发，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各种宗教和哲学达到这种目的的程度，虽然千差万别互有不同，然而，它们的确远较其他方面更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⑴此外，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1948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就任教授职务的演说中也曾经强调过“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这样一个哲学命题，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在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也曾提出和强调过“辩证法是死”和“死亡是不朽的本原”这样一类哲学论断。

　　二 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死亡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然而，用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来讨论死亡现象毕竟是死亡哲学的一项基本内容。在死亡哲学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死亡的必然性或偶然性问题。

　　在发展了的人类看来，人固有一死，不过是迟早而已。诸如身体器官的失灵，年老而至的体衰，都是显而易见的证据。但原始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在死亡问题上，也如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尚无因果必然性概念，他们并不把死亡看作人类固有的一种必然属性。在他们看来，年来体衰和死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是见到一些年事很高的人依然健在吗?而且，年老体衰本身不也和我们患上别的一种疾病那样，完全由外在的神秘力量所致吗?例如，仇敌不是可以把人杀死，巫术不是可以使人染上致死的疾病吗?“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要想像‘自然死亡’实际是不可能的。须知这是一个和其他观念毫无共同之处的独特的观念。”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思想此后随着因果必然性哲学概念的出现非常自然地出现了。诚然，我们不能够说，阿那克西曼德既然提出了“命运”学说，也就在事实上提出和论证了人的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赫拉克利特既然宣布所谓“命运”也就是“必然性”和“逻各斯”，宣布“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乃万物的通则，宣布“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对于灵魂来说，死就是变成水”，他也就因此而宣布了死亡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至于此后的德谟克利特讲“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讲灵魂是“有形体的”和“有死的”，即便是“神”，也不可能“享有不死的本性”;卢克莱修讲“我们应当顺从自然的厄运”，则显然是进一步在用自然的必然性来解说人的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了。⑷19世纪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更是从辩证法的立场把“必然性”理解为“死亡的根据”，一方面辩证地指出：“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生命的活动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自然的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可逃避的“绝对的法律”，另一方面又辩证地指出：“死亡的根据是个体性转化为普遍性的必然性”。⑸这就把死亡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及生死辩证关系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在死亡问题上就只有必然性而根本没有偶然性吗?一些哲学家对此也作了否定性的回答。例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说过：灵魂的死亡和不死只具有“道德的确定性”，“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理性设定都是不允准的”。⑴另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尔巴哈则在强调人的死亡的必然性的情况下强调了人的死亡的偶然性。他指出：一切存在于人之外的事物，

　　一切他在一般自然概念下作为差异有别于他自己的东西，都是人的各种局限性和否定性。同一棵树、一堵墙相撞也就是同死亡相撞，同存在的有限和终点相撞。一个人为了意识到他的有限，是无需步入墓地的。因为在他自己四周的每一个客体都传达了这个信息。对一个人的肋骨一推，从外面的一压，都是一种活生生的“死亡的提醒”。⑵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05-1980年)进而从死亡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角度论证了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联，指出：“死亡丝毫不能被等待”。因为凡等待都需要一个确定性的结局，而且还需要有一个确定的过程正在实现中。但死亡不是这样。我们虽然都有一死，但是我们究竟何时死则是不确定的，甚至是纯粹偶然的;我们致死的原因的数目是无限的，它们的总体也不构成一个系统，因而我们的死期是“不可预测的、意向不到的”。这样，虽然死亡一方面是确定的和必然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它又只是“从外面”降到我们身上的、没有任何理由可言的、偶然的荒谬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我的死”自然也就无任何意义上的等待可言了。⑶

　　三 死亡的普遍性与个体性：“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

　　死亡的普遍性是一个同死亡的必然性紧密相关的问题。原始人既然理解不了死亡的必然性，他们也就理解不了死亡的普遍性。对于原始人来说，“死亡从来就不是自然的。”⑷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在原始人看来，任何人的死亡都不是由于死者自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某种外在的“神秘的原因”所致，或是由于死者“违反了什么禁忌(即使是由于不小心而违反了)”，或是由于“某个人借助巫术仪式而进行的蓄意犯罪的谋杀”，甚至“蛇咬而致死通常都被看作是由于蛇受了巫师的影响的结果”。⑸这样一来，死亡也就既没有什么必然性，也没有什么普遍性可言了。

　　但是，随着人们对自然因果必然性和死亡必然性的认识的加深，人们也就获得了死亡普遍性的认识。在发展了的人类看来，死亡不仅对于这个那个人是必然的，而且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必然的和无可避免的。古罗马时代的著名无神论哲学家琉善(约120-180年)根据死亡的普遍性原则，明确地提出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琉善认为：不管是穷人、富人、奴隶和国王都必有一死。他曾把人生比作从高处冲下来的泉水激起来的水泡，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迟早都要破裂。而且，当人们死亡的时候，不管他们活着的时候拥有什么，在死的时候，也都“必须离去”，也都要变成一具难看的骷髅。⑹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谈到死亡的这种普遍性时，也宣称“死是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费尔巴哈说道：“死是最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它使百万富翁与乞丐，皇帝与无产者，都一律平等。”

　　然而，死亡不仅具有绝对的普遍性，而且也具有鲜活的个体性。诗人哲学家尼采(1844-1900年)就曾从“成为你自己”和“超人”的原理出发，强调了死亡的个体性原则。他强调说：“透过对于死亡与其意义的思索，会蓦然发现，我们的‘死’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死亡。”⑵不过，虽然在他看来，我们每一个人死亡的色彩都不尽相同，但归纳起来却无非有两种，这就是“超人”的死亡和“末人”的死亡。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则进一步强调指出“死亡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作为此在，始终要面临无限多的可能性，但惟有死亡才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这是由于死亡的个体性、属我性和不可替代性使然;也就是说，“死亡总只是自己的死亡”，死亡是世上最私有的东西，它是谁也帮不了忙的，是谁也替你考虑不了的。不仅如此，死亡之所以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还在于只有死亡才可以使此在自身“个别化”，从而“本真地作为他自己而存在”，也就是说，惟有死亡才可以把“此在”的“此”开展出来，使单个人从芸芸众生中分离出来，从日常共在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真正成为“我的存在”或“我自己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强调说：“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⑶把死亡的个体性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是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四 死亡的普遍必然性与人的自由：“成就之死”与“自由的死”

　　每一个人都是必然要死的。死亡的这样一种普遍必然性并不意味着人在死亡面前就像一块石头或一只小狗一样，毫无作为和建树。而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成就之死”和“死亡的自由”问题。“成就之死”和“死亡自由”作为哲学术语虽然是由尼采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作为对死亡的一种理解，却也是许多哲学家的共识。

　　黑格尔在谈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时，曾经赞叹到：“苏格拉底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有意识地认识了并且说出了精神的更高的原则。”⑷其实，苏格拉底之所以是一个英雄，不仅在于“他有意识地认识了并且说出了精神的更高的原则”，而且还在于他通过在逃生和死亡的生死抉择中为了“坚持”“精神的更高的原则”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并且以此彰显了这一原则。

　　如果苏格拉底是西方古代哲学的英雄(烈士)的话，那么，布鲁诺(1548-1600年)则是一位近代哲学的英雄(烈士)。因为他和苏格拉底一样，也是在人生道路上自觉地选择了“成就之死”和“死亡自由”的。在他之先的哥白尼(1473-1543年)为了逃避死亡而推迟了《天体运行论》的出版，而哥白尼之后的布鲁诺则面对死亡不折不挠宣传宇宙无限说，即使罗马宗教裁判所的8年囚禁和罗马广场的熊熊烈火，也都不能使他有丝毫的退缩。布鲁诺曾经提出过“活死人”或“死活人”概念。所谓“活死人”或“死活人”也就是一种既非死人又非活人、既无死亡又无生命的人。用布鲁诺的话来说：“他――不是死人，因为他有目的地生活着;他――不是 活人，他本身是死寂的;他――没有死亡，因为他在死亡中产生思想;他――没有生命，因为他不生长，也感觉不到自己。”⑴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毕生始终抱着一个坚定的人生目的，他执着地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拼搏奋斗，既不为个人生存的情势所左右，也不为死神的降临而退却，他对个人的荣辱、生死，全都“麻木不仁”，无知无觉。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活人”，“没有生命”，因而可以说他“虽生犹死”。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死后虽然不会复活，却也不是“死人”，也没有完全死去，因为他生活的崇高目标，他的伟大的人生理想，甚至他的死亡本身，都会激励人们生活下去，并为之奋斗不息。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死亡”，“不是死人”，从而可以说是“虽死犹生”。布鲁诺本人就是这样一个虽生犹死又虽死犹生的“死在一时，活在千古”的“活死人”和“死活人”。

　　近代伟大的人本主义思想家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之后再次把死亡奠基于人的意志上，重申和强调了“我愿意死”的原则。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和动物都必有一死，但是由于人与动物不同，具有理性和意志，能够“预见和预知他自己的死”，“甚至能够把死提升为他意志的一个对象”，从而不仅能够和动物一样“必然要死”，而且还能够“愿意一死”。因此，是否“愿意一死”是人的死亡和动物的死亡的一个原则性区别。一个人只有“把死提升为他意志的对象”，“愿意一死”，他才可以说是“属人地死去”。需要指出的是：在费尔巴哈这里，死亡的自愿与自由同死亡的自然必然性是统一的。他强调说：只有在人可以从死亡中解脱出来，可以在他不希望死亡时就能够不死，可以完全决定他死与不死这样一类情况下，才谈得上超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其实，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愿意一死”或“属人地死去”不仅不与自然必然性相矛盾，而且恰恰是要求人们遵循人的本性生活，要求人们对不死不抱任何幻想，从而安安静静地死去。“属人地死去，意识到你在死里面完成了你最后的属人的规定地死去，也就是说，与死和睦相处地死去，――让这成为你最终的愿望、最终的目的吧。”⑵

　　然而，在西方哲学家中，把“死亡的自由”和“成就之死”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则是诗人哲学家尼采。在尼采看来，究竟什么是“自由的死”或“死的自由”呢?尼采回答说，这就是“当我愿意死，死就来到。”那么，究竟我在什么时候愿意死呢?自然是“在适当的时候死去。”然而，究竟在什么时候死才死得其时呢?于是尼采提出了“成就之死”的问题。什么是成就之死呢?这就是一个人在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赋予自己、人类和大地以新的意义之后死去。所以，尼采说：“当你们死，你们的精神和道德当辉灿着如落霞之环照耀着世界;否则你们的死是失败的。”由此看来，死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生的问题。因而，所谓“成就之死”实际上讲的是“成就之生”，所谓“失败之死”，实际上讲的是“失败之生”。尼采认为，许多人的生和死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毫无创造精神和进取精神，结果，少年颁白，精神先老，虽生犹死。这些人是死得太晚了。尼采不懈地呼吁人们避免“失败之死”，追求“成就之死”，因为惟有这样的死才能够给人类和大地以意义。“我示你们以成就之死，那对于生者是一个刺激和一个期许。”“我如是愿意着死，使你们朋友们为我之故而更爱大地;我愿意重返于地，使我于诞生我者之地中得享安息。”⑶

　　由此看来，西方哲学家在漫漫的两千多年的岁月中对死亡现象作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不仅探讨了死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而且也探讨了死亡的偶然性、个体性、“成就之死”和“死亡的自由”。如果说探讨死亡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主要的还是立足和着眼于自然主义的致思路向，则探讨死亡的偶然性、个体性、“成就之死”和“死亡的自由”则显然属于一种人本主义的致思路向了。如果说第一个层面最根本的在于把死亡理解为一种“自然事件”和“自然过程”的话，则第二个层面最根本的便在于把死亡理解为生命的生成性力量和生存的本真状态。既然人是由身心(这里的心并非指人的心脏，因为心脏在这种语境下，恰恰属于人的身体部分，而是指同人脑相关的人的精神活动)两个层面组合而成的一个合体，则自然主义的死亡观与人本主义的死亡观的结合或合一，便构成了人的死亡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一部西方死亡哲学史，也就是一部自然主义死亡哲学与人本主义死亡哲学互存互动的历史。

西方哲学论文3

　　笔者有一个观点在拙著《问人性》书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即人类最初的精神性，也即道德心，均发源于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二百年之间，人类的三种原道德精神性——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仁爱精神，即在这个时期分别发源于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古中国人之中，这三种原道德精神性分别构成了兴起于希伯来、希腊和中国的神学、哲学和人学的精神的核心：神学的精神核心是信仰的意志；哲学的精神核心是求知的理智；人学的精神核心是仁爱的情感。无论神学、哲学、人学，它们都起源于人类的对发自内心的善的追求，也即对人类的道德精神的追求。

　　古希伯来先知视人类对上帝的信仰的意志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古希腊哲人视人类对知识的掌握和追求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古中国圣人视人类对彼此的仁爱的情感为人心善的源泉或基础。按笔者今天的理解，第一种信仰精神的善其实应是古希伯来人对于人类求真的意志精神的原创；第二种求知精神的善应是古希腊人对于求善的理智精神的原创；第三种仁爱精神的善则本应是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求美的情感精神的原创。古代人把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意志、理智、情感等的内在精神全都归之于追求相反于“恶”的人类内在的善“心”，它们全都是发生于人们内心的求善（好）的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对于人们的原恶和原欲都具有某种抑制、约束和调控的作用，所以它们都可以被看作是人类的道德精神力量。

　　在世界的神创一元论和对上帝的执一的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和后来的神学；在世界的心物二元论、概念的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和后来的哲学；在世界的浑沌学说、阴阳五行说和天、地、人大小宇宙循环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初的人学。东方最初的人学理论在中国的秦汉之后便基本上停滞了，而西方最初的神学和哲学在中世纪的相互结合之后，则不仅进一步推进了神学，而且也进一步发展了哲学。神学与哲学的结合产生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神会学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神学的信仰精神在与哲学的求知精神相互斗争相互磨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人类近代科学实验或实证的理性精神，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功利的实用或工具的理性精神。此后，在19世纪末期，神学的信仰精神在与哲学的求知精神的历史矛盾中，首先走向了衰退，最后并导致了神学与上帝的“死亡”。这种“衰退”和“死亡”均导源于人类通过理性对上帝的审视。上帝，作为一种人类心中的神秘力量，愈来愈受到理性力量的怀疑和排斥，终于在尼采的一声惊呼：“上帝死了！”之后，使“上帝死了”成了人类的一种不可逆转的共识。失去了上帝也即神的信仰本身也愈来愈只剩下了虚有其表的宗教仪式甚至陋俗，从而愈来愈受到后来人的轻视。

　　人们没有意识到，由于上帝的死亡所导致的信仰精神的丧失，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原疲乏德精神的消亡。这种原德精神曾由于人们在对上帝的无所不在的信仰中所感悟到的某种恐惧和希冀，而在人们的心中生发出某种制约自身原恶和原欲的内在自律的力量，也即成为生发于人们内心的求善的力量的源泉。现在，这种生发于人们内心的善的力量的源泉已纪枯竭了。人们发现，原来曾恐吓自己的上帝（神）只不过是虚无，而人们对于虚无是不必恐惧的，人们发现，原来曾恐吓自己的上帝（神）只不过是虚无，而人们对于虚无是不必恐惧的，所以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甚至犯罪也不必感到自咎，正是因此，近现代的人类变得愈来愈不知羞耻，愈来愈不知自责。千万年来，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原恶本性的魔鬼终于冲破了“潘杜拉盒子”的第一道防线——上帝神秘的盒盖，从而导致了由于信仰而生发的道德精神的死亡。这种道德畏神的死亡的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历史后果，即是20世纪前半叶在欧洲和世界几乎连续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人类公开亮出了从种族清洗到阶级清洗的明确的恶的意志，并从此开始了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世界两大阵容的冷战的局势；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末，冷战结束，即又几乎立即开始了新的种族清洗，如前苏联的分裂的战争，甚至发展到以更大的国际间的种族清洗取代一般国内的种族清洗的丧尽人道的战争，如北约和美国对南斯拉夫的狂轰监炸，这种战争均由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担纲。丧的了因于恐惧和信仰的上帝的道德精神的西方人，要用人们对最先进的暴力武器的恐惧来重振“道德”，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倚仗强权的道德，已经不可能再是道德，而是更深刻的道德的死亡。这应是后话。

　　随着上帝的死亡，曾经沾沾自喜于为上帝挖掘坟墓的理性的哲学自己也终于岌岌乎殆哉了。

　　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求知精神也曾经是人们追求发自内心的善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最早，它为表现在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70年）所提出的关于“逻各斯” 的观念之中，赫拉克利特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中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了宇宙论伦理思想体系的人。赫拉克利特强调“逻各斯”不仅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规律，而且也是人人都应当遵循的共同的行为法则和命运的“守护神”。在柏拉图的哲学中，“逻各斯”是理性的法则，是最高的理念，在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中，“逻各斯”是逻辑之母。在后来的斯多葛派的哲学中，“逻各斯”成了世界万物的命运，在再后来的神学家的眼中，“逻各斯”成了神圣的智慧，成了一神论宗教的理论依据，到了最后黑格尔的哲学中，“罗各斯”又回到了柏拉图的理性精神的表达，而且成了人类绝对唯一的精神。

　　由于逻各斯也即理性精神最早所曾表达的某种神秘性，以及人们对于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类等万物运动和生命的法则、规律的无限敬畏，使得哲学的研习也曾具有可能帮助人们克服自己内在焦虑的迷茫和任性的狂燥等原恶本性，而获得内心宁静的某种精神的效能，所以，哲学的求知精神也曾成为人类追求发自内心的善的某种精神力量的源泉，从而，历史上的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也一直曾经充当人类的某种原道德精神。然而，这种曾经作为西方人类的一种原道德精神的哲学的理性精神，在经过了近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之后，却愈来愈变成了仅仅外在物质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它虽然是人类用于改造自然乃至改造社会的强有力的物质主义的形式工具，但同时也愈来愈离弃了它曾经充当的人类原道德精神的基础或源泉。这时候的哲学已经与人类的道德精神、与人类所追求的发自内心的善的精神毫无关系，而彻头彻尾变成了一种人们用以追逐世俗功利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的工具。

　　哲学的死亡正是发生于它对人类道德精神、情感、生命的愈来愈绝对的离弃，以及与此同时，它的愈来愈只变成了个人在社会历史中争权夺利的形式主义的工具。正如笔者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这种哲学工具的不断强大和发达，次第造成了人类中种族、宗教、民族、国家、阶级、友谊、家庭，最后乃至个人自身的人格的分裂。在现代哲学的氛围中，人类的人性不是被高扬了，被升华了，而是恰恰相反，人愈来愈变得不成其为人，变得愈来愈寡廉鲜耻，变得愈来愈无视善恶，变得甚至不如畜牲，至少，在畜牲中尚很少发生同类的自相残杀，更少发生象人类中所曾呈现的，愈是大规模地提高自相残杀的力量，便愈是显示出人类自身的某种“进步”、“高贵”、“优等”。近五个世纪以来，人类即明显地是在不断地发展杀人的武器的过程中显示出其“进步”、“高贵”和“优等”的。

　　愈是过去的西方哲学家往往也愈是更显示其某种道德精神性，从而也更显示出他们对人类未来共同命运的关切，而愈是靠近今现代的哲学家则往往相反，他们更显示出对人类情感的冷漠，甚至冷酷，变得似乎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甚至变成一味只知寻求符号精密运算的怪物，变成冷漠的语言、语句、语义的分析专家。其中不仅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也包括某些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他们愈来愈只感兴趣于对“真”的愈来愈精密的思考，而把对“善”的思考愈来愈只局限于原子化的个人自身，局限于只考虑个人自身的善的外在条件的规定，而根本忽视了其内在自律力量的发生机制。这种个人主义的“善”显然已与人类的道德精神和情感毫无关系。说白了，西方哲学从它的一开始就继承了西方神学的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传统，所以，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并走向离弃人类群体道德的后果，也本来就是必然的结局。

　　关于西方哲学在近代逐渐由盛而衰，以至到本世纪末最后走向终结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二部、第一章的第一、二节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讨论。在那里着重说明的是，当哲学以完全离开神学、排除信仰的方式自行发展到独立的顶峰之时，实际上也是它完全过滤掉道德精神，不再具有帮助人类从内心深处生发出自律的善的精神力量之时。这时的哲学要么变成了概念真值运算的纯粹的逻辑主义工具，要么变成了一味只为人们的世俗利益从事诡辩的理性主义工具。过去的哲人曾考虑的支配宇宙、自然、社会、人类整体的和谐存在的法则、规律意义之下的“逻各斯”，现在只剩下了为个人、为小群体（如阶级等）的利益辩护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理性作为上帝已经被子黑格尔非常礼貌地请出了现实的舞台，至于信仰的上帝、仁爱的上帝则早就已经被人们宣判了死刑。说得干脆一点，这样的上帝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即是说，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的绝对性价值，在哲学的理性法庭中是不被承认的。如果说，在笛卡儿、康德那里，还为这些绝对性价值保留了上帝信仰的位置，或作为“绝对命令”而被加以肯定，那么，在黑格尔那进而，理性已被宣布主宰一切，而且上帝即是绝对理性精神，绝对理性精神即是上帝，这足以说明，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的被无视的下场。至于到了维特根斯坦，判定一切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实际上也即判定信仰精神与仁爱精神无意义。西方哲学到了维特根斯坦，基本上等于完结了。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宗旨只不过是“对思想进行逻辑解释”，“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论”，实际上是等于宣布，哲学属于纯粹的理性工具，完全与人类的信仰精神和仁爱精神无涉。“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就应沉默”，“迄今为止就哲学问题所写的大部分句子和命题并不都是错误，而是没有意义”。这等于明白宣布，一切涉及人类“心灵”问题的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可怕的是，也基本上等于说，人生毫无意义。历来的哲学本来是希望为人类寻找到某种意义的，特别是某种原道德精神的意义，现在全都完蛋了！

　　后维特根斯坦，把哲学的任务定格为设法使人类的思想摆脱语言为它设下的陷阱，哲学应放弃解释一切的企图，而只成为“纯粹的描述”，这等于实际上结束了哲学，结束了哲学试图关切人类命运走向的一切可能性。维特根斯坦为后来的“哲学家”们准备了大量关于对语言、语义、语句等等进行分析的任务，哲学本身则成了一种智性游戏的工具，或工具的智性游戏。

　　可以说，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儿开始，经过康德的开拓的创造性的工作，到了黑格尔，已经达到了它的最后的顶峰，此时此刻，上升的路已经断绝，只有沿着山峰的另一面自由下坠了。二十世纪，是西方哲学走向终结的世纪，传统意义下的哲学家事实上正在变成人类思想界的累赘，剩下的人们除了进行一些语言、语义、语句等等的分析游戏之外，实际上已经对人类未来的事业无足轻重了。

　　有人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是在理论上论证人类自由精神权利的哲学，其实，西方哲学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也即在确认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然而，哲学的死亡，则是因为它把绝对的自由唯一只判定给了本来只应属于相对性的人类的理智。在哲学的道路上，英国人首先在思想上、言论上要求自由权利，法国人最先在社会行为上、在权利斗争中争取自由权利，德国人则最早在理论上论证人类精神自由的权利。在康德，这种自由的绝对性并不属于人类的理性，而是属于信仰、仁爱的上帝和道德的情感，而自由的相对性才是属于人类的理性，或理智，在康德那里，人类的理智是受到限定的，它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和上帝，虽然它有相对的自由权利，但它绝对不是自由本身，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绝对者自身；可是到了黑格尔，理笥成了一切的主宰，成了上帝自身，上帝即绝对理性，绝对理性即上帝。理性被黑格尔抬上了绝对的宝座，理性成为绝对，也即被认为是自由本身。无限夸大人类的物质性工具的自由，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取消了人类理性赖以成长的道德情感和信仰意志的精神自由，取消了人类灵魂的精神性的自由。取消人类灵魂精神性的自由，实际上也即是联消了哲学自身存在的前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哲学最初的诞生是密切相关于人类的道德精神的。失去了道德精神前提的哲学，必死无疑。

　　西方近代哲学从怀疑一切开始它的使命，然而它却以取消一切可怀疑的对象来宣告自己的终结，想起来这很可笑，但的确这就是命运。

　　当西方哲学借助于维特根斯坦向世界宣告，一切形而上学均无意义，对于一切说不清楚的事情就应该保持沉默，此时此刻，哲学不死还更待何时？

　　如果哲学只讲哪些明明白白的东西，还要哲学何用？哲学只讲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逻辑主义、现世主义、总之，理性主义，它不死，还更待何时？

　　更可怕的是，西方哲学先天地即继承了西方神学的人性本恶的个人主义的传统。古代希伯来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灵魂的人，所以必须要有上帝；古希腊一罗马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政治的人，所以必须要有议会、选举、法典；英国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经济的人，所以必须要有宪法保障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权利，保障公民有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的权利，保障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美国人认为人类是“恶”的自由文化的人，所以必须要有最畅通无阻的信息网络……。

　　通过上面所述，我们不难理解，西方近代数百年的进步，无不根源于西方神学，继而西方哲学对人性本恶的确认。当这种人性本恶被哲学推向了极端之时，也即被推向了最极端的恶的物性之时，“恶”的人性将何以自救？人还成其为人么？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已经开始了面临这种危境：严重的人类心态危机，也即道德精神的严重丧失，更直接循环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生态危机（如人类中刑事犯罪案件的剧增等）和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哲学的发展迄今已帮助打开了一切“潘杜拉盒子”的盒盖，让一切非人的物性的恶都自由地流窜于人世间，可是它却无能把它们再驱赶回去。哲学本身也被这种物性的恶消灭了，哲学早就与追求人性的善毫无关系了。哲学不死，更待何时？

　　哲学已经死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哲学死了，人类唯一的希望即在重建人类全新意义的人学。

　　关于哲学死亡的更具体的判断，则在于哲学方法的二元性已经日暮途穷了。二元论能够涵盖物性的一切，从宏观的宇宙到微观的夸克，甚至从生物体到基因，但终究它无能涵盖“人”。正如电子计算机的“1”和“0”，可以模拟世间的万事万物，但终究不能全地模拟“人”。这也正是哲学不得不死和人学不能不兴的根本原因。二元论的方法论的穷尽宣告了哲学的死亡，新的人学的诞生将只能从多元论，至少三元论方法的道路去寻求，人类未来的命运只能依靠至少具有三元论的方法论的人学去关切、去探索、去改造、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