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论文范文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1

　　一、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影响因素

　　［摘要］

　　高校行政执行力的提高，有助于高校在落实上级相关部门政策的基础上，不断提高高校的整体管理效果，促进科学化、合理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因而加强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满足高校的实际发展需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影响因素

　　1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内涵

　　执行力最早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是有效利用资源，并引导企业内部员工实现其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执行力延伸到高校行政管理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高校决策而言，主要内含高校严格遵循国家教育方针开展管理教育工作，综合评估高校落实战略决策的能力;二是针对管理者而言，执行力代表各个级别的管理者根据公共目标落实高校各项管理制度的综合实践能力与操作能力。由此可见，执行力可以有效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水平，高校要将执行力融入实际行政管理活动中，以实现快速且内涵式的发展目标。所谓“执行力”，就是完成任务的能力。所谓“行政执行力”，就是相关行政部门在落实上级战略决策、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方面的实际工作能力，是完成任务、达到目标的实际能力。“执行力”一词，起初是应用于企业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执行力”一词也逐渐应用到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中。

　　2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客观要求

　　2.1实现战略目标

　　为实现高校行政管理目标，除制定合理有效的高校发展战略外，还应具备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执行力。在当前教育现代化背景下，高校要实现转型发展、扩大规模的目标，就要根据现有条件和水平，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做好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监控工作，及时发现管理漏洞，并采取相应措施，实现高校执行能力和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同时，将发展战略与执行力有机融合，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才能促进高校行政管理综合水平提升。

　　2.2提高工作效能

　　行政效能的增强，可创新高校行政管理理念与管理制度体系，并将其转化为内在发展动力，突破传统行政管理瓶颈，促进高校的行政建设。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过低的执行力难以落实高校上级管理层的决策，使得战略目标与实际管理工作脱离，且难以最终实现高校的经营管理目的。

　　3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3.1建立决策机制，保证执行效果

　　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中，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具有其客观必要性。为实现行政管理执行力的提升，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对高校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要制定合理的管理目标，提高决策机制的科学性，了解教育市场发展走势，在外部环境的视角下客观审视自身优势和不足，以提升管理目标和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效性。其次，坚持人本化管理原则。更新高校行政管理理念，引入民主管理理念，并且将其贯穿于整个行政管理活动中;鼓励和引导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与到高校行政管理中;强化被管理者的意见和反馈，优化决策议题和决策方案，进而实现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提升。最后，要建立完善的问责制度。对过失管理人员进行责任追究，提供高校决策机制的规范性和有序性，有效防止滥用决策权力的情况发生。

　　3.2完善管理制度，提高执行效率

　　高校管理措施为以下几方面。第一，优化管理流程。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高校要强化人员流程、运行流程以及战略流程。在人员流程方面，一方面，要结合绩效指标对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评估，将管理人员和高校发展战略有效结合在一起，使其建立合理的运营联系和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高校人员培训体系，建立领导层培养机制，实现高素质高校管理队伍的组建。对此，高校要明确流程目标与主题，将相关制度融入其中，进而建立一套与执行力匹配的行政管理体系。在此过程中，要重视管理人员间的个体差异，完善激励制度、奖惩制度评价制度，将定量考察与定向考察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进而体现出评价制度的公正性。第二，优化运行流程。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相关管理人员要进一步明确行政管理运行流程，在运行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各个行政工作的操作流程，并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必须依照运行流程开展相关管理工作，提高工作的规范性和有序性，进而实现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第三，优化战略流程。战略是高校长久稳定发展的主要依据，为了在现时代教育市场中谋求更好的发展，高校要进一步优化战略流程。要根据高校现有行政管理模式和发展水平进行发展战略的制定，同时要对当前教育市场进行一系列调研工作，了解和掌握市场需求和市场发展走势，使得高校发展战略与市场运行情况紧紧贴合，提高发展战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实现高校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

　　3.3完善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

　　为保障高校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的正常高效运行，高校亟须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加大对行政管理措施执行情况的监督与考察，提高高校与国家政策制度的沟通程度，营造良好的上下级关系，进而有效提高高校综合管理执行力。首先，要在每一项任务完成过程中，确定每项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策略，加强对任务完成进度的控制，根据预期计划对各个管理工作和管理任务进行跟踪考察，以寻求计划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距，并采取相应对策减少差距。其次，做好行政档案的管理工作。利用书面方式或电子方式对高校行政管理和评价进行记录，做好相关资料的储存工作，使得高校行政管理评价过程可进行验证，进而实现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监督作用。最后，高校要拓展监督途径，在发挥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管作用的同时，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并将民主理念融入监督管理中，实现高校行政管理各个措施和方针的落实。同时，高校高层管理者要公开听取教职工对高校管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促进实现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全方位提升。

　　3.4提高人员素质，促进高校发展

　　高校要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提高管理者引入门槛，考察管理人员语言表达能力、公文写作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等综合能力，为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创新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二是做好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组织多元化培训活动，培养管理人员职业责任感与敬业精神，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进而实现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提升。

　　3.5加强对高校教职人员的思维引导，创建良好的文化氛围

　　加强对高校教职人员的思维引领，与高校的发展特点和自身特性相符合，有助于促进高校教职人员工作热情和积极性的调动，促进行政管理执行力得到有效的提升。人的思想支配着人的行为，只有加强思维上的引领和思想上的教育，才能够有效地改变人的行为，从而促使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教职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促进高校实际教学效果的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思想上的引领和指导，促使人们积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工作状态，对自身进行合理的定位，明确自身所肩负的责任，意识到高校执行力的提升与国家繁荣、社会进步之间的密切联系，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不断在高校工作中积极发挥创造性思维，主动认真地参与到高校工作中，促进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得到整体的提升。应当积极营造专属的文化氛围和高校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对高校教职人员进行影响，建立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高校教职队伍，促进积极做事、积极创新的状态形成，促使高校教职人员自发地投入积极工作中，进而促进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提高，促进高校的文化发展，从而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谋取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黎晶婷.提升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策略研究［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xx(6).

　　［2］周梅芳.浅谈影响高校行政管理执行力的因素与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xx(2).

　　二、环境行政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摘要：

　　环境行政管理在我国历来是以地方为单位进行的，科学有效的管理是当下环境管理的需要，但是现状总是不太尽如人意，本文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探究环境行政管理的实际情况，以及未来可以改善和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

　　环境行政管理；现状；对策

　　环境行政管理指的是我国相关的环境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相关部门的部署下，对地方、部门、企业等组织机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管理职责、相互利益和关系协调。因为牵涉的主体较多，所以，各个部门的关系协调成为核心部分，因为不同的组织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

　　一、我国环境行政管理现状

　　在环境行政的管理上，我国采取的是地方辖区对当地环境质量全权负责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对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最为看重的。政府需要积极地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督的作用。从我国的国情来看，这样的管理模式非常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积极参与环境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部署，可以将我国相对薄弱的管理手段与贫乏的自然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整合。所以在环境行政管理建设的工作中，这样的模式一直被沿用下来。但是，环境行政管理的地方模式，也容易造成部门松散、区域保护、条块分割的现象加重。这样就为实际的管理带了了较大的阻力。

　　1.区域为主，中央地方两差异

　　中央政府对环境行政管理工作非常重视，从国家和法律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环境保护因而成为基本国策。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得到改善与提高都是国家环境的改善与提高。所以并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但是，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则立场完全不同。例如当地环境治理的效果并不一定是在当地发生作用，很可能是邻近区域获得的效益比当地还要大。这种为他人做嫁衣的情况直接导致地区环境的保护陷入停滞状态，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远超过对于环境的保护。这就是因为治理的立场不同带来的具体行为实施上的差异。再有，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的法律法规时，常常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有应对行为以不伤害地方经济利益为核心，地方可以接受中央的指导，而不是领导，这就使得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悬而未决”，流于形式。

　　2.机构设置，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部门并没有被独立出来，大多是城市建设系统下的一个部门，这就给实际的执法工作带来了障碍。环境保护工作的不独立性使其不具备因为经济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的管辖权，另外机构的设立、人员的编制和经费的使用也不能单独划拨，造成物质基础的难以保障。进一步的细化，当下的环境行政管理应该分为环境保护和监督监管两个部分，有一个部分不完善不健全，都会出现“一瘸一拐”的现象。有的省市地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构的不设置或设置的不作为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在这些部门是不会设置专人进行工作与管理的。

　　3.行政区划，造成跨区域协调障碍

　　环境问题的区域性越强，环境污染影响的范围就越大。在环境污染的类别中，有许多是不可控制的因素，比如自然灾害、大气污染和生物多样的问题，这些类别在发生时，是不会受到区域的控制的，更不会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这为地方政府在实行管理的过程中互相推诿埋下了隐患，擦了很多政策法规的擦边球，损害的却是国家整体的利益。所以要想完成这一方面的管理，是必须要在立法上落实的，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以水资源为例，国内的几大江河流域虽然建立了联合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是就部门属性、部门职责和法律地位来看，其并不具有强制性，他们除了联合成一个部门组织，在实际的管理上还是以当地政府为主，这种条块化的分割会使联合保护委员会的功能形同虚设，加重了各地的区域保护倾向，再加上协调机制的不健全与不完善，又进一步为实际工作带来了难度。

　　4.监督乏力，从中央到地方缺乏机制

　　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的规定了，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全权负责。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就如何进一步履行责任，以及具体的细则实施，《环境保护法》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办事得力不会得到奖赏，同时，办事不力也不会造成惩罚。所以，各地仍然将经济建设当作第一要义进行发展，在关键时刻，以环境质量换取经济效益屡见不鲜。官员的政绩考核是以GDP为第一指标，各种经济指标被当作是第一要义，而在法制建设、党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指标的设定就灵活的多了，责任。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这样一来，执行不执行没区别，怎么执行也不强制，身处环境保护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就会被严重挫伤。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搞建设的力量是轰轰烈烈。而在环境保护上则缺乏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过去改革开放的经验也为政府的经济建设形成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那就是，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要牺牲环境。这种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现状，暴露出我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的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监督机制。

　　二、实现环境行政管理的发展对策

　　1.政企分开，职能确立

　　要想真正的实现环境行政管理的有效性，就必须把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工作落实到具体的职能部门中。在环境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一改微观管理造成的区域条块化和地方保护主义，改由从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调控、指导与服务。政府职能的转变来自于观念意识的动力，政府站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为公众进行服务，需要和各个组织机构进行工作上的接触，他们的意识理念直接决定了工作的质量。拥有了先进的意识理念，才有可能实现决策权的扩大化，并在实现的过程中，不至于产生权利异化。从而真正达到由上自下的环境行政改革。其次，涉及的主体越多，就越要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理顺了，这个关系是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社情需要的一种理顺。以中央统摄管理的同时，还要善于调动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自主性。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制定权毋庸置疑是属于中央的，但是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要真实的报送上来，有助于制定并执行不同的政策。上文所提到的，严重的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应该集中到中央地区，然后对环境治理的各个区域再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例如，涉及到国际合作的环境保护，中央拥有统摄权，环境保护的具体合作则需要依靠各地政府的力量，环境的主管部门应该起到指导和调控的作用。

　　2.人员机构，加强建设

　　在这里所说的人员机构的加强建设，指的是对涉及到的机构和人员要进行精简。在人员形式上的精简是以加强各个人员的实际职能职责为依据的。为了避免机构冗余带来的人浮于事，人员的精简还是必要的。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职能部门，而政府职能部门则不能精简，反而要加强建设。从长期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于环境的重视总是屈从于经济建设之下，从而使环境污染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环境欠账越来越多。所以，未来的治理方向中，仍然需要沿着资金投入和问题治理的方向前进。政府部门要清醒的认识到，环境的恶化并不是朝夕之功，当然，环境的治理也不会通过短期的治理得以改变，可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环境治理，才能使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稍稍有些改善，所以，要想实现可持续化的发展，必须不遗余力、坚持一贯的进行环境保护。

　　3.多地协调，健全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上需依靠国家政策的强制保证，下需进行经济上的宏观调整。全社会都要深刻的认识到环境保护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仅仅依靠某一个部门去完成，这样是不科学也不合理的。环境要想真正的治理好，一些重要的指标必须要纳入到硬性规定中，例如容量指标、能耗指标、生态指标、经济指标等，这些指标不仅仅体现的是国家内部治理的质量，也体现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最好的方法是把环境管理指标和经济发展的指标统一在一起，两股指标共同作为当地干部治理发展的测评依据，既要公平合理，又要有强制保障，体现出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决心。把环境治理从计划到实行，从个体到整体的推进。在涉及到多部门共同合作的内容上，每一个部门都要不遗余力的全力配合，将局部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使协调发展变成一件紧迫的事情，不能因为协调造成效率的下降，反而要增强凝聚力。

　　三、结语

　　环境的管理不应该是经济管理下的副产品，而是应该和经济管理并行的政府重要的行政管理内容。我国当下正面临着激烈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如何在符合国情社情的基础上，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相互辅佐，彼此借力的两个主体，是国家和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消除地方主义、完善规章机制、明确职能确立、加快建设步伐是解决和应对的正途，也是持续发展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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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玉军，侯根然.浅析我国的区域环境管理体制[J].环境保护，20xx，（9）：44-48.

　　[4]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xx，27（10）：58-59.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2

　　【内容摘要】企业行政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这不仅关系到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本文阐述了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及作用，分析了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论述了提高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对策。

　　【关键词】企业 行政管理 问题 对策 探讨

　　随着人们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显，企业行政管理需要进一步规范化，这不仅关系到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充分认识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提高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对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企业行政管理的地位及作用

　　1、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 企业行政管理是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相结合而产生的，是行政管理理论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企业行政管理区别于一般的政府行政管理，在其广度、深度、重要性及敏感性等方面也都不同于其他方面，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企业行政管理更注重内容和实质，尽量减少繁文缉节，而且相对比较直接地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相联系，即更讲究实效。企业的行政管理往往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对行政管理的诸多制度、程序、环节、形式、图表、文件等进行剪裁和调整，使之变得精练、实用、简洁、便利、省时、省钱。 企业行政管理工作具有灵活性，。

　　因此，在现代企业中，行政部门是企业重要的管理部门。做好行政管理工作是企业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也是经营者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一个切入点。

　　企业行政管理能够保证企业平稳有序健康发展。企业行政管理存在于企业管理之中，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企业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政治环境因素能

　　影响企业的发展，争取有利企业的政治环境就是行政管理的的任务之一。同时，解决员工思想问题，了解员工思想动态，正确引导员工思想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也是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责。

　　企业行政管理能够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除了经济实力以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行政管理的正确引导与配合，企业通过行政管理，才能努力打造学习型企业，使企业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接受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经营管理技术，并转化到生产中，使企业充满活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2、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企业中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企业行政人员每天都面临着大量的、琐碎的、不起眼的事务。但是，这些事务只不过是行政管理这棵大树上的枝枝叶叶而已。概括起来说，行政管理在企业中主要有管理、协调、服务三大功能；其中管理是主干，协调是核心，服务是根本。概而言之，行政管理的实质就是服务。企业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通常称为办公室、总经理办公室、行政人事部之类）担负着企业行政管理的组织实施、具体操作，是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是整个行政管理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企业行政部门担负着种种行政事务工作，使领导和员工从繁重、琐碎的行政事务和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精力、轻装上阵，全力投入生产经营之中，企业行政部门主要职责是考虑公司的发展战略，探讨公司的组织架构，任用公司的各级干部，实施公司的经营方针，解决公司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等等。 企业行政部门还必须在“管理”、“协调”和“服务”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管理”方面来说，企业行政部门不能满足于在日常事务的层次上做好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还必须在公司的经营理念、管理策略、企业精神、企业文化、用人政策等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并且高屋建瓴地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落实，成为领导不可缺少的“高参和臂膀”。

　　从“协调”方面来说，企业行政部门担负着协调公司内部各部门间的关系、协调企业与社会其他企业、社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非业务关系重任。企业行政部门对企业内部各部门间关系的协调，是以对计划的分工执行和控制为基础的。在执行计划控制的过程中，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对各部门的计划执行情况和执行进度进行协调，以调整好企业的整体计划的实施。同时，还应该对各部门在执行工作计划的过程中在日常事务上所发生的矛盾冲突进行调解，使企业各部门之间能够团结和协调一致，维持企业的稳定和正常运行。企业行政管理的另一项协调任务，是协调本企业同其他企业、社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非业务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是非业务的，是因为企业的运行是在各部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才得以健康而稳定地进行的。其主要内容是在维护企业的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发展同社会各有关单位的友好交往，缓解矛盾冲突，从而为企业争取一个好的生存环境。

　　从“服务”方面来说，企业行政部门要甘当幕后英雄的角色。因为行政服务干得再出色，毕竟是服务于企业的最终目的的。行政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后勤服务工作，永远不要奢望成为企业关注的”中心”。否则，就影响了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影响了企业最终目的的实现，企业行政管理的理想境界应该是“润物细无声”。 企业的行政管理必须时刻着眼于为企业的经济利益服务，反对“为管理而管理”；必须坚决摈弃形式主义，切实讲究实效；必须大力讲究勤俭节约，反对大手大脚；必须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和可能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方法，一切以公司利益为最高原则，反对泥古不化、因循守旧；最后，企业行政管理最终要落实到确立服务观念，克服老爷作风和衙门习气，切实搞好服务上来。

　　总之，企业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许多企业在行政管理中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因此，分析企业在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探讨提高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二、现行企业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两种极端问题

　　1、企业行政管理中存在“游击作风”

　　在企业行政管理中，往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完全摈弃“机关习气”，完全凭主观意愿办事的“游击作风”。主要表现在企业中没有系统完整的规章制度、上下左右的明确分工、没有明确而充分的逐级授权和环环相扣的工作程序；或无章可依，或有章不依；凡事完全看老板或各级负责人的当时意愿，一拍脑袋决定任何大小事项，没有科学的研究、决策、落实程序；决策只凭当时灵机一动，正确与否全凭运气。机构、部门、各级负责人都形同虚设，上级对下级大小事务插手过多，搞得下属无所适从。往往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忙得昏天黑地，干部员工却有劲使不上；企业主要负责人总觉得干部员工拿得太多，做得太少；干部员工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一肚子怨气，怪企业主要负责人不重视自己。这样不但无法调动干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易于造成领导与被领导双方的隔阂与对立。由于没有制定出成文的“公道”和“规矩”，造成企业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扯皮，互相推诿；你争我夺，辩论不休；或遇事不议，或久议不决，或决而不行，或行而不果；重复讨论，重复决定，重复劳动；朝令夕改，朝秦暮楚。使企业处于一片“打乱仗”状态，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和员工士气，造成人、财、物的极大浪费。

　　2、企业行政管理中存在“衙门习气”

　　许多企业行政部门“机关作风”较重，这些企业行政管理干部，完全不考虑企业的实际需要和企业行政管理的特点，完全照搬党政机关行政管理那一套，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主要表现是：繁文缛节、按部就班；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文牍主义、官样文章；公文旅行、笔墨官司；纸上谈兵、咬文嚼字；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脱离实际、不讲实效。这样的企业行政管理，既浪费精力，又浪费时间；既浪费人力，又浪费钱物；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僵化死板，不近人情；把一个企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变成了旧时代的“衙门”。这同样造成极大浪费，降低工作效率和员工士气，影响企业效益。

　　以上在企业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三、提高企业行政管理效率的对策

　　1、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

　　要提高企业行政效率，必须加强企业行政管理法规的建设，健全必要的工作制度，以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形式促进企业行政效率的提高。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行政管理的基础工作，企业行政部门必须认真执行各项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工作程序等，从而建立起企业行政部门的法治秩序。

　　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当前条件选择合适的、有一定程度的规范性的行政管理模式，并且随着公司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以避免“游击作风”、打乱仗，提高员工士气、工作效率和公司效益。但是企业必须时刻牢记，企业行政管理的目的和实质在于为企业的根本目的服务，为公司领导和各个部门、干部员工服务，而决不可本末倒置，陷入过重的“机关习气”，否则同样会降低员工士气和工作效率，损害公司利益。

　　2、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

　　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牵头万绪、纷繁复杂。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每天都面临着大量的、琐碎的事务，行政管理人员在企业中起着上传下达、承上启下的作用，这就需要企业行政管理人员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能力素质以及专业知识等方面的素质。每一个行政工作人员都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使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作为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应该是知识水平高，各方面素质优良的公共管理者。企业行政人员素质的提高可以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能够实现科学而又艺术的管理。经济的全球化迫使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在未来的管理中必须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3、学习与借鉴国内外企业行政管理的新模式

　　要学习与借鉴国内外企业行政管理的新模式，引入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当前企业行政效率在管理方法上陈旧僵化，仅注重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无法调动行政官员的积极性。必须把讲求投入和产出、讲求成本核算的精神引入企业行政管理之中，这样可以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责任感，同时还可以科学地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具体可以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

　　（1）对不同的行政管理层次提出不同的重点和要求。上层行政机关的主要活动，是规划、决策、控制、沟通等全局性工作，追求的是社会总体效率。重点要从领导方式、决策程序、组织结构、信息反馈、协调监督等方面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中层行政管理主管要根据上层领导的意图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做好上下层联络沟通工作。对上级工作任务进一步分解并做好计划，同时做好部门各项工作的指挥、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提高自身的职能作用。基层管理者是制定计划，进一步去实施指引、激励、沟通和营造氛围的工作以使能够影响员工的行为，促使他们共同努力去完成组织的目标。

　　（2）学会运用一系列现代化管理工具。a、制定客户关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客户价值管理，它将客户价值分为即成价值和潜在价值，通过一对一营销原则，满足不同价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客户忠诚度和保有率。实现客户价值持续贡献，从而全面提升企业盈利能力。b、提升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步伐。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化，互联网及各种应用系统的广泛使用。企业正在积累大量历史数据商务智能将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和数据挖掘等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中，通过集成来自不同数据资源的多种数据类型，提供从数据中发现新的关系。从而帮助企业识别优质客户，改善企业与客户关系，提高决策能力和运营能力，改善绩效管理。创新业务模式。增加产品销售和营业收入。

　　（3）建立“学习型企业”，实施绩效管理。每一个企业行政管理人员都必须是善于学习的模范，要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身地素质，使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得到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企业开始接触绩效管理，本世纪初掀起了“韦尔奇热”，绩效管理模式正式引入我国。绩效管理理念的基础理论是Y理论和X理论相结合，并以Y理论为主导，Y理论认为大多数员工在潜意识中都愿意为企业努力工作，并积极承担责任，具有相当的创新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只要企业在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上做到公平、公正，对员工的职业成长和人生价值实现有帮助，员工就认可企业的管理方法。企业中部门与部门、团队与团队、员工与员工、员工与管理者间的沟通将会和谐进行，企业的各类绩效目标就能够顺利得以实现。例如：韦尔奇采用“活力曲线”进行员工评估，对GE公司的出色员工给予股票期权和职业培训等奖励，他认为对员工的激励应该是金钱和精神鼓励双管齐下。而绩效管理在行政上的运用的着重点就在于在对人事聘用、管理人员选拔方面，而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将推动企业人才选拔和管理者任用的改革，企业中凭能力、凭贡献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它引入了人力资本的激励理念，按能力和贡献实施分配，薪酬构成简单，分配差距拉大。对企业未来现金流增长做出贡献的员工，可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索取，即价值创造者按其贡献度有价值分配权。例如：世界上着名的爱立信公司，就认为推行绩效管理和能力管理，其评价结果一定要与薪酬挂钩等，以上这些都值得在我们的企业行政管理中大胆实践，逐步实施。

　　综上所述，行政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企业行政管理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提高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摒弃“衙门习气”和“游击作风”，杜绝机关作风和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同时，要学习与借鉴国内外企业行政管理的新模式，规范企业的行政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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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上册）[M]。企业管理出版社，20xx年

　　6、李赞《浅谈企业行政管理》[J]今日科苑，20xx年第5期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3

　　【内容提要】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基层权力、“悬浮”、基层治理

　　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及综合配套改革的推进，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问题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但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逐步凸显且日益复杂化，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及权力运行生态在这场改革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基层权力“悬浮”现象引起了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

　　一、基层权力“悬浮”之现状

　　（一）基层政府消极行政日益明显，贯彻中央和上级决策不力。政府其基本功能都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但地方政府对其局部利益、甚至成员个人利益的考量无法排除。税费改革推行使基层政权“要钱”“要粮”传统职能已经不复存在，基层权力“搭便车”机会减少甚至丧失;加上政企分开进一步深化，其发展经济空间急剧减少，导致其获取局部或个体利益可能性随之减少;同时，政府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转型不到位，基层政府人员出现一定程度的思想迷茫和行为迷失，对自己应尽的职责因多是“无利”之事而显得格外消极。当基层政府行为失去利益驱动时，对中央和上级政策中“软任务”的执行更加消极，使中央声音有时难以深达基层。另外，税费改革后，乡村基层政权的行为正在发生改变，总的趋势是由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基层政府基本成为一种“依附型政权守夜人，甚至基层政府出现“等”“靠”“要”现象，对中央和上级政府过渡的依赖，无法激发基层政府积极性。

　　（二）基层政府在基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减弱。税费改革之前，基层政府为达到局部或自身的利益，甚至不惜将国家政策“过滤”、“阻隔”甚至“扭曲”，力图保持在基层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哪怕这种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来源是“非正式”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毕竟还在充当国家政策“传话筒”或“代言人”的角色，基层社会还能清晰感觉到政府的力量。在税费改革及综合配套改革之后，基层政府失去利益激励后消极行政，不仅正式的权力难以达到基层，就是以前惯以利用的“非正式”的权力传递模式也急剧削弱，其在基层社会的动员、组织和控制能力显得捉襟见肘。

　　（三）基层政府提供、组织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农村基层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肩负有提供与组织公共服务职责。税费改革之后，基层政府主观上的消极行政，客观上财力薄弱而无力承担其公共服务职能;综合配套改革后，中央为防止地方截留和挪用转移支付资金，不得不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进行，而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方式很难兼顾各地区的具体化需求，甚至出现政府“出力不讨好”现象;同时也排斥了基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使基层政府在自己所管辖领域“无所作为”，导致基层政府“不想作为”。总之，基层政府日渐游离于供给公共服务职责之外。

　　（四）基层政府“失信”于民与“失信”于上级政府并存。一方面，由于之前“汲取型”行政造成基层政府官员在民众心中形象受损，由于民众“路径依赖”式的思维惯性，加上上述消极行政、公共服务缺位、现实中腐败等现实因素存在，基层政府官员在民众心中形象仍没有根本改观，“村里是恶人，乡里是坏人、县里是好人、省里是亲人、中央是恩人”是基层民众的思维常态，这种对官员不信任很自然的移嫁或泛化到政府身上;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如何有效制约仍是实践中的难题，加上基层爆出诸多腐败问题以及基层政府对上级决策的“扭曲”与“变形”，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也“不信任”起来。因中央和上级对基层政府的“失信”，中央和上级政府无法通过、甚至不愿意通过基层政府获得基层信息;基层民众因对基层政府的“失信”，也不愿意、或无法将民意反映给基层政府，而多寄希望通过“越级”上访或将事情“搞大”的非常规方式以求得问题的解决。

　　（五）基层政府“减压阀”或“过滤网”功能减弱，基层社会矛盾“上移”。基层政府充当着社会矛盾“减压阀”或“过滤网”功能，承担着绝大部分基层社会矛盾的预防、化解和调处任务，不仅减轻了上级或中央政府的负担，也符合矛盾解决规律。但由于诸多原因，基层政府无法、无力或者不愿意“搅到”复杂的矛盾冲突当中，甚至任由事态扩大，导致基层矛盾迅速向上移(最高到达中央)。矛盾“上移”，不仅带来有限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导致民众将解决矛盾的希望过多的寄于上级或中央，但由于基层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一旦上级或中央的处理结果无法让民众满意的时候，民众很容易将不满情绪、不信任之感也随之转移到上级政府身上，导致“不信任”的扩散和上移。简而言之，将上级或中央政府推到了社会矛盾的直接对立面、最前沿，对整个行政系统的高效运转和社会对政府的信赖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六）基层政府、村级组织与农民间利益链条断裂，彼此间失去了激励与监督的自动调节均衡机制。税费改革之前，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在“汲取”的同时与农民还存在一定的利益互惠性与依赖性，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间因其利益的相关性和彼此依赖性，形成一种“利益链条”;各主体出于对各自利益的关切，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彼此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税费改革以后，基层政府经济上依赖于上级政府，甚至村级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经费通过转移支付也吃上了“皇粮”;农民的实惠的获得更多的依赖于国家惠农政策的财政性补贴，对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依赖性几乎不存在。于是，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间关系日趋淡化，彼此间的监督因没有利益相关性而失去动力。

　　二、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

　　（一）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基层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但离不开基层群众自治力量的有机配合。在我国实践当中，不论是在我国特有的基层社会“乡土人情”的意义上，还是在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已相当发展的层面上，群众自治力量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不论是将这种基层自治力量融入到规范化、常规化、制度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中，还是将政府管理力量通过有效途径，在合理限度内渗透到基层社会中，非常关键的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基层群众自治与基层政府管理的有效衔接与协调机制。而当前，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都在为基层社会发展与稳定不断“努力”的时候，似乎在两条道上奔走的迹象十分明显。由于二者的脱节，导致二者力量无法形成合力的同时，还可能出现二者不协调、冲突，导致有限治理力量内耗，基层权力“悬浮”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

　　（二）压力集权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形成了一种压力集权型的政权体系、权力运行系统及权力运行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制度内外对这种体制进行多方面改革，但由于制度与体制的“路径依赖”性及政治改革的复杂性，这种压力集权型的权力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依然存在。但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基层群众权利与民主意识的觉醒，催发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大潮，其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要实现对人员的任用从由上级决定到由基层群众选举产生，对基层政府考核从由上级检查考核到由基层民主测评决定。当靠“上”、唯“上”的权力与要求权力靠“下”、依“下”的基层民主力量相遇时，即压力集权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相矛盾时，基层权力“悬浮”就不足为怪了。

　　（三）各级政府间利益分配失衡且模糊，权能职责配置失调。因各级政府在其行为逻辑中都存在自己行政利益的考量，中央与地方关系合理定位的核心就在于各层级政府间权责利益的合理分配。当前由于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政府间利益和职责分配关系本来就不平衡;一方面因政府间利益和职责分配模糊，上级政府多会利用其政治上的强势，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获取权力，同时向下级推移责任。这种单向度的“上收”与“下移”必然引起基层政府权责配置失衡，责任重大而权力有限，导致行动能力不足。最为突出的就是基层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匹配，当基层政府因能力不足而无法有效行政时，权力“悬浮”就应运而生了。

　　（四）基层政府转型不到位，职能定位模糊，基层政府实践中行为迷茫。政府从“管理”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其前提是要求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特别是具体微观领域的职能合理定位，只有政府明确知道我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后，其行使权力才会有目的而积极有效。但在当前实践中，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政府职能定位不明晰，转型不到位，在微观领域的职能定位更是模糊，这种模糊造成基层政府在实践中十分迷茫：一方面是旧有行政惯性与现有行政理念的冲突，一方面是基层政府的职责范围的合理边界究竟在何处还十分模糊;一方面要求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一方面却不知道转型后政府所应肩负何种合理职能;一方面基层政府从传统行政领域和职能的退出，一方面对新的职能履行还不适应，甚至认识还很模糊。当基层政府对己职能定位认识不足的时候，其权力“悬浮”是必然的。

　　（五）农村税费改革是权力“悬浮”的导火线。因为基层权力“悬浮”发生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有学者认为是税费改革才引起基层政府财力不足和基层政府失去工作积极性，才导致权力“悬浮”。其实，税费改革及综合配套改革并非是权力“悬浮”的真正原因，恰恰是税费改革触及到农村基层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引燃了隐藏在基层社会里基层权力的矛盾和困境。从社会发展和改革趋势而言，这种矛盾迟早凸显且必须要解决。笔者同样认为，担心乡镇政权权力悬浮，不作为，使得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等，是没有必要的，恰恰是重新划分国家行政权力与民众自治权力边界的好时机，权力“悬浮”也许正说明乡村治理不一定非需要设立乡镇政权不可。因此，税费改革揭开了基层权力“悬浮”的大幕，而非内在根本原因。

　　三、农村基层权力“悬浮”的解决路径

　　（一）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选择适合具体国情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为我们思考基层权力“悬浮”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理论界也意识到该框架在应用到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农村问题)时的局限性，但笔者认为，只要将国家—社会框架的“实体构建意义”与“解释模式意义”， “具有特定涵义的意义”与“常识性意义”区别开来，此框架对农村基层权力“悬浮”现象仍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基层权力“悬浮”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性的边界与关系问题。确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选择适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必须考虑到四个方面的因素：

　　1主体因素，既要考虑权力主体的行政能力水平，也要考虑基层群众的素质与自治能力;

　　2是客体因素，既要考虑基层社会现状与现实需求，也要考虑现代民主社会发展趋势与目标;

　　3.是制度因素，既要考虑到正式的、显性的制度作用，也要考虑基层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非正式的、隐性的传统习俗力量;

　　4是环境因素，既要考虑到国内基层社会环境的现实，也要考虑到国外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与趋势。

　　（二）构建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的信任和互动机制。基层政府权力只有和基层自治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政府权力才能获得基层社会支持和发展的土壤，才能深入其中而不致“悬浮”。要形成政府权力与自治力量的信任和互动，一方面要改革压力集权型权力运行体制，特别是改革当前用人制度和财政体制，改变基层政府“唯上”“靠上”的权力行使逻辑;一方面在加强基层民主基础上有序发展、壮大基层群众自治力量，构建基层群众有序参与的体制与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权力与群众自治力量的无缝衔接，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合力和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基层权力才不会遭遇来自基层的不信任、各式各样的阻力而“悬浮”。

　　（三）理顺各级政府间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协调与监督机制。如前述，由于当前我国各级政府都存在自我扩权与赢利的动机和空间，一方面造成权能的“上收”和责任的“下移”;一方面造成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关系的非正常化，基层政府在依赖上级的同时也保持着自我利益选择的可能性。理顺各级政府间关系把握两个基本原则：1要保证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有足够的、合理的控制力和动员力，以确保政令统一;2要保证基层政府拥有相当的行政权能和一定的自主性，这是激发基层政府积极行政的需要，二者不可偏废。同时，在“权责一致”基础上，构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间有机协调机制，职责权能互相配合，权力运行互相协调。只有基层权力获得整个权力系统支持时，才不会因权力“内耗”而“悬浮”。

　　（四）以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合理配置基层政府职责，加快政府转型和政府机构改革。起始于20xx年的综合配套改革在很大意义上就是解决税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重大决策，当务之急是以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一方面对新时期新环境下的基层政府的职责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与分配，将基层政府职能进一步明确的同时，力争做到“权”“能”一致，“权”“责”一致;一方面加快基层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让服务行政理念贯穿于行政全过程，使基层政府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而不再迷茫。另要进一步深化综合配套改革，巩固改革成果，防止因基层政府的“反倒逼”行为而使综合配套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只有当基层权力明白自己“角色”，并找到自己行为落脚点的时候，才不致于“迷茫”而“悬浮”。

　　（五）构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调处与化解长效机制，解决基层权力运行重要领域的重点难题。社会稳定重在基层，基层社会矛盾的预防、调处与化解是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而基层权力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预防、化解和调处基层社会矛盾。近期基层权力在调处和化解基层矛盾过程中出现的“无力”“无序”和“无效”，不仅其自身感到“无赖”，而且导致社会对基层权力的“失望”和“失信”。必须构建基层社会矛盾的调处、化解的长效机制，特别要提高基层权力在调处和化解基层矛盾领域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另层面看，矛盾的调处和化解不仅是基层权力的应有职责，而且是基层权力有效渗透基层社会的一条最基本、最恰当的渠道，在调处和化解矛盾过程中，基层权力因其在基层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而获得社会认可与信任，不致于“无为”、“失信”而“悬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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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xx第3期。

　　③刘祖华：《中国乡镇政府角色变迁的财政逻辑.》，华网在线

　　④张德元：《民心困局：信任危机根源》，《人民论坛》20xx年第1期。

　　⑤于建嵘：《后税费时代：基层权力“悬浮”之忧》，《人民论坛》20xx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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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张静：《国家与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⑧李芝兰、吴理财：《“倒逼”还是“反倒逼”——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社会学研究》20xx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