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1

　　近一段时间，中国哲学史界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其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直接指向中国哲学学科的传统范式，从而引发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危机感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哲学史新体系的理性思考。然而我们又发现自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提出以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哲学史学科依然不断发展，成果辈出,呈现出另一派繁荣气象。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充满信心，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使中国哲学能够健康稳步地向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在于重新构建，而在于如何在原有基石上的创新。程朱理学在宋元时期逐渐成为显学，对宋以后中国社会七、八百年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后期的正统思想理论。我们可以借鉴程朱理学发展特点，来观照当今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朱熹理学思想与孔子礼学思想的属性，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它们所体现的内涵与特质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性。孔子在礼学思想的构建中更加注重其内在的思想性，而没有过多地关注其思想的适用性，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的统治阶层无法运用其思想体系来规划上层建筑。而朱熹理学思想则是在孔子内在思想性特征基础上，通过包括荀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人的演化、桥梁，寓政治、道德与思想意识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的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化。而民族文化传承性、经世致用时代性、社会大众性和理性科学性也正是中国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最基本的方向。

　　其一，民族文化传承性。朱熹在思想上的传承性特征反映了朱熹理学体系理论渊源深刻的一面，是一种扬弃的创新的思想体系。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巨大的差异。朱熹理学思想的传承首先是道统包括法统上的传承。在批判与吸收韩愈道统论思想基础上，朱熹推崇周敦颐与继承了二程以理论道、以义理解经的道统观，描绘了理学新道统的承续图。把由他首创的道统”赋予了非常深厚的内涵，保证了朱熹思想理论基石的稳固性，使其思想更易获得世人的认同，随之也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文化传人中的地位。黄□就直截了当地将朱熹立为继承先哲道统的传人，指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

　　朱熹思想的传承又是经典四书》上的传承。朱熹是我国文化史上第一个将大学》、中庸》、论语》及孟子》‘四书”集为一体加以阐发者，他以毕生之力注释‘四书”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是不可处”语类十四）。把四书”作为理会万物万事的初始，很显然朱熹已经将四书”取代了儒家待》、书》等五经”的经典意义上的地位。朱熹对四书”的集注，既表明了对孔子论语》等思想的推崇与承续，同时也反映了朱熹思想更广阔的空间感。朱熹在思想的传承也是在思想融合方式上的传承。朱熹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的精神相当广泛地吸取了各学派学说中的合理内核，继承濂、洛之学，包容了儒释道及其他地域性学派思想，正如全祖望宋元学案》中指出，朱熹综罗百代”‘遍求诸家，以收去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学也”而这种思想融合方式也正是对儒家所具有的善于选择、改造、综合的继承。在这一点上，朱熹思想体系和荀子建立以儒学为主体、综合诸子百家的荀学体系是走过了相同的道路。朱熹思想的传承也是对诸具体思想的传承。朱熹通过注释论语》，诠释了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得，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朱熹所说凡听五刑自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盖必如此，然后轻重之序可得而论，浅深之量可得而测”就是非常明显地延续了礼记?王制》的思想内容，同时朱熹更多地是继承了荀子为代表的崇礼重法、内法外儒思想。荀子的礼法观与朱熹的义理观也有比较明显的传承性。戴震明确地指出：荀子之所谓礼义，即宋儒之所谓理。”宋儒立说，似同于盂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

　　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传承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传承具有民族性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上必须解决好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相互关系。整个世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依据世界文化遗产评价标准，民族性本身就是全球的、世界的，每一个个具有特殊气质趋向的民族文化共同组成了全球型的文化，而且每一个文化在一定时期都将相对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世界的发展与一体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促使民族性文化发生新的变化，各种文化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互融性，也使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逐渐削弱，趋于一同，因而也就造就了世界文化同一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的格局。中国哲学应当保持其民族性，并进一步促进其向民族化方向发展。民族化是哲学全球化的具体化，这是中国社会对西方哲学的要求，同时也是西方哲学研究适应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必然趋势。中国哲学无疑应当体现中国社会的特征，反映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精神，真正能够融入世界文明文化圈的文化首先应当是能够体现其独特性、深厚性的民族文化。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就应当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启示作用。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就应当更新传统理念与方法，应当促进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以‘中国哲学”概念的界定问题为例，对于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概念的规定性如何界定是否同样有必要进行整理呢？我们认为不能用西方的‘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哲”理”或思想”来对照，不能以西方哲学为蓝本予以勾画。我们所讲的中国哲学应当是在中国传统哲理文化基础之上并融了西方哲学内核的哲学，其本身已经具有中国文化的合理内核。无须过度地考证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词义、词源的差异，无须重新对‘中国哲学”进行构建，应当允许这一概念相对稳定地存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会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产生分歧。对于‘中国哲学”概念、内容所要做的是从技术层面上的创新、思想观念的创新。

　　其二，经世致用时代创新性。朱熹的理学核心就是政治哲学，他所倡导的‘理”就是治国之理，其理学思想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恰是朱熹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政治性，对君主专制有着极其重要的维护作用，才使之能够成为引导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几百年政治活动的思想规范。理学正统化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满足中国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过程，也即进一步与中国文化融合的过程。体现了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民族性。维护封建君主制度是其意识形态的重心所在。在朱熹之前的理学家或者说是儒学家们很少进行政治性著作的写作，这一点上朱熹与其他人是有较大差异的。朱熹的道统论同样具有很强的功利性，道统并非只是理学家、儒生独享之物，也为后世统治阶层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圣人之道，时常适时地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康熙帝就认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而且他还诏告大臣帝王之学以明理为先，格物致知必资讲论”提出‘內阁诸臣或朕自讲朱注，或解说讲章。朱熹重视法律的治道之功能，并没有将政刑排斥在治国方略之外，而是将在义理指导下的政刑纳入其平天下的王道之中。德、礼、政、刑均是治国的方略，在治国过程中相为始终，不可以偏废”反映了朱熹法律思想的统一性。我们应当认识到朱熹提出德礼为政刑之本并不是意味着朱熹不重视政刑,而是恰恰相反，朱熹一贯重视政刑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天下事大不可轻者，无过于兵刑，将刑放在天下要务来看待，而且政刑是治己治人着实有用的事业。朱熹说过：若论为学，治己治人，用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着实有用之事业”。改变了过去重理论轻实践的儒者习性，强调了治国治民的时代适宜性。

　　朱子之学其学术上最具特色的是发展与创造性。朱子学的创新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能够依据原有的思想学术加以发挥，对原有思想体系进行更新，在对待汉唐经学上朱子就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贵在发挥；另一方面就是能自立说，‘朱子终是一卓越之理学家，因其有创见，能自立说，与标准之经学家毕竟不同”朱熹不仅仅满足于旧有体系的阐发，而是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从旧思想中发展出新体系。

　　哲学是时代智慧的结晶，是时代文化的反映。时代文化文明的发展又促进了哲学的发展与繁荣，为哲学提供了诸多新的课题。哲学必须与时代紧密联系起来。20世纪是中国哲学对传统文化诠释、批判与发展并形成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过程；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在更加立足于新时代特征的基础之上，发展新文化。我们不能仅仅将中国哲学作为过去客观存在的‘哲学史”来研究，不能总是停留在原有概念思想的诠释、注释与推导上，而不能注重重新构筑中国哲学在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下新的特质，我们应当充分诠释、梳理、把握中国传统哲学原有智慧，以民族精神和时代要求全面、进步、客观地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使之更加适应先进文化发展的根本需要。

　　其三，社会大众性。朱子之学向来非常注重思想的社会化。在宋明王朝统治者的表彰推崇、世家大族追求持守、朱熹思想魅力的影响和后世学者传播下，理学思想在宋明时期更加通俗化和社会化，关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普通百姓生活中，‘忠孝节义”已经成为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使理学思想进一步的伦理化、宗法化。朱熹为此专门编撰了古今家祭礼》、家礼》，积极向朝廷要求颁布政和五礼新仪》，犹如黄宗羲所言：‘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7]。朱熹在谈到他编撰小学》时说：古者小学，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朱熹在这里道明了编撰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向童蒙灌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朱子之学对于维护宗法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朱熹积极倡导君臣父子之天分，明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序钦疏贵贱之仪，有力地强化了封建宗族观念，正如清初休宁赵吉士所言：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辞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中千丁皆集，祭用朱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不动一□，千丁之组，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朱熹以义理惟核心的法律思想体系对于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突出体现在对社会世俗礼仪、经济规范观念及行为上的影响。洪武三十年(1397)，大明律诰完成，朱元璋曾御午门，宣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广大徽商无不以朱子理学‘诚信”接人待物，从商经营。

　　就中国哲学发展而言，必须能够具有满足普通大众对哲学需要的大众化，经济发展是激发大众文化流行的根源层面，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哲学赋予了更多的大众需求，人们需要接受更多新的哲学研究成果，能够以更开放的心绪承接多样性通俗化的哲学成果，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应当具有研究、传播、宣传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社会大众化的发展，一是研究内容上的大众化，要求注重社会最一般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二是在表现形式上的大众化，以多种大众形式出现，让大众接受，充分体现中国哲学的通俗化、普遍受益性;三是在发展趋势上体现大致的社会需求与追求，体现哲学的现世性。

　　其四，理性科学化。朱熹政治上主张采取正君心”限制君权，反对君主绝对专制集权，并且对官吏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与限制，使不法官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从而减轻了老百姓的痛苦与负担，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专制君主的立法目的相符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庶民、平民的合理愿望与要求，具有初步批判君主特权和专制的积极作用，反映了其政治理性主义思想。朱熹在构筑理学体系时，善于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思想为其思想体系作注释，大量地吸收了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反映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使其理学思想更具有科学理性特征，也使其思想更容易为世人所接受。正如李约瑟称：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同时运用理”去解释社会与自然现象，有意识地将科学与理”挂起钩来。

　　中国哲学要有新发展也必须走理性科学化道路，这是现代知识发展的新起点。中国哲学理性科学化主要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治学态度的科学化以及哲学理论建设的科学化。科学态度的理性化，弘扬理性精神是克服传统障碍的有效途径，理性精神要求尊重科学，勇于探索。过去我们对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并没有更多地探索，难以及时更新研究方法，而是比较习惯于用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与套路，缺乏研究方法的创新精神。随着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哲学研究已经向更深层次前进，这也同样要求一方面要保持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与技术；另一方面，又要提倡采用、借鉴跨学科的新方法，注重综合、整体性研究。这也同样要求一方面对自身特色的研究方法的创新，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了解、吸收、融会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哲学的科学化也要求注重治学态度的科学化，要求树立‘严谨、诚实与正义”的科学态度，追求‘正义”是哲学研究的价值目标之一，培养高水平的专业修养与素质，这也同样要求哲学研究者不能过度追求新奇”与名利，不过度追求哲学研究的政治化。作为研究者除了掌握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外，还要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具备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基本知识。哲学的科学化也要求注重哲学理论建设的科学化问题。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方法论体系，已经具备了构建新时代下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条件，这一体系的建立，中国新一代学者责无旁贷。

中国哲学论文2

　　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哲学，哲学是一种人生观、世界观。其实世界观最后也要落实到人生观，你对世界有一种什么样的认识，你的人生就会走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世界上的学问就是研究天、地、人。中国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易经》里就提到天、地、人，天道、地道、人道，我们所有的学问其实都在研究这些。

　　研究天道、地道和人道，归根结底是为了“人”

　　“天”是万物的根源。有一句话：“天生地养”，所以天地是生万物的，那么“天”由什么来生呢？是自然而然的生，还是由“神”来创造的呢？西方的文化，尤其是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文化，认为世界万物是由神、由上帝来创造的，上帝不仅赋予了人类生命，还赋予了人类灵魂，是万物生命的来源。那么中国讲的生命来源是什么呢？也是“天”，但这个“天”不是神，而是阴阳二气。在中国东汉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王充，王充就讲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所以万物也是“天”生，但这“天”不是神，而是阴阳二气，气化而生，气变而死，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就形成了几个系统，一个是由上帝或神创造，一个是自然产生。印度文化里也有这两种说法。佛教产生前，印度主要是信奉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也是主张神产生万物，但是它不像基督教是一神教而是多神教，以为世界是多神创造的，这些神创造了世界的这些方面，那些神创造了世界的那些方面。甚至还有这样的一些说法：一些神创造了世界，一些神维护了世界，一些神破坏了世界，这才有生生死死的变化。婆罗门教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是创造出来就不动了，它会变化，需要维持，又要有变化和死亡，所以它把神分成了几大类。公元前六世纪出现了一个宗教——佛教，佛教是反对神创造世界的。佛教里面有一个理论叫“缘起论”，讲的是万事万物都是缘起，因缘而生，因缘而有，也因缘而死，因缘而无。它与中国的自然生万物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差别，佛教的缘起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而中国的自然生万物的观念则比较重视偶然的生存，“物偶自生”、“万物自生”，但总的来讲都是反对神创论的。

　　再讲讲“地”。“天生地养”，万物都靠“地”养，尤其是我们的生命，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人也好，我们没有“地”怎么来生存？怎么来长大呢？所以整体来讲，我们研究的学问就是在研究“天”、“地”、“人”，而研究“天”和“地”归根结底也是为了“人”，“人”要依靠“天”、“地”养。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如果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我想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识了世界是要让它为我们人类来服务，让我们活得更加健康。只有明白了天地之间的变化，然后去适应它的变化，我们的生命才会健康，才更加有意义。

　　所以我讲哲学是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学问，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是什么，也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活得更健康。

　　中国哲学关注人事，中国人具有人文的思维方式

　　哲学是文化的一个核心。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有物质形式的文化，也有非物质形式的文化。那么给文化做一个简单的概括，主要包括这四个方面：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信仰习俗。其中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东西，也是文化中最重要的。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是由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决定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无形的，但起指导性、决定性的作用，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之间是相互有关联的。就像我们人类，有肉体的生命也有精神的生命，肉体生命是基础，而指导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则是由精神生命来决定的。一个人没有了精神，就是没有灵魂，那他的肉体就是一具行尸走肉。所以我讲我们的生活样式和信仰习俗就像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就像我们的精神，这两者都不能忽视，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我们的精神生命。

　　近百年来，我们受到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此就是此，彼就是彼，此是好，彼就是恶，分得很清楚，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有标准可以判断和掌握，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首先要做一个定量定性的标准，希望大家按照这个标准去做，然后我们可以方便地考察和检验。而现实中，我们的世界真是那么简单吗？是非此即彼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就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分裂的一种思维方式。我想最形象地去认识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太极图。太极图有一条曲线，一边白，一边黑，黑白在一个圈子里，黑就是阴，白就是阳，它在一个整体的圈子内，黑的是一头大一头小，白的也是如此，过去我们就叫阴阳的消长，彼离不开此，此也离不开彼，有了彼才有了此，有了此才有了彼，所以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

　　董仲舒曾经讲过“凡物必有合”。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有两个方面，合就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有阴就有阳，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有左就有右，没有一个东西只有左没有右，只有上没有下，所以“凡物必有合”。拿我们人生来讲，理想和现实也必须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光有理想一定是很苦闷的，因为看到现实都跟他的理想不一样，必然烦恼痛苦，一定要把理想跟现实合起来看。中国产生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和中国的整体文化相关的。

　　中国近代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国学大师章太炎，他就曾经谈到过西方哲学关注的对象是物质，外在的世界，而中国哲学关注的对象则是人事。相对来讲物质世界是比较稳定的，关注客观的物质世界，可以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做定量定性的分析；而人事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刻刻在变化，所以我们思考问题不能用一个僵化的方法去思考。一个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一个是人文的思维方式。

　　“阴阳五行”是中国文化的科学思维方式 在上个世纪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就是中国有没有哲学？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中国的思维方式很模糊，不清晰、不科学，中国的哲学讨论来讨论去都是要落实到人生。所以，最多只能说中国有艺术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没有理性意义上的哲学。

　　按西方观念，中国不光没有哲学，连宗教也没有，科学当然更不用说了，这给中国人造成很大的困扰。其实中国文化当中有哲学、有宗教、有艺术，甚至也有科学。中国文化从现在来看，其实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现在已经被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先进的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宇宙论的理论框架，这样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整个文化的一种科学思维方式。

　　前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否定中医的思潮。当时钱学森先生就讲了一句话，说中医是建立在整体论和系统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学问，因为中医就是用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我们的身体由五脏六腑组成，不能说心脏能单独拿出来，肺能够单独拿出来，这些都是关联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一个整体，是相互关联的系统，中医是建立在整体论和系统论的基础上的。

　　一种思维模式和社会方式是由当时的生活、当时对天文地理的理解形成的，而反过来它又告诉我们怎么去研究和指导我们的生活，怎么研究我们的生存的自然环境的问题。当我们对天文地理的研究深入以后，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单一的，我们不能够再孤立地去看问题，包括人也是那样，我们不能站在人的立场上去看万物，要把人自己也放到万物之中去，在万物之中去看万物，你也是万物中的一员。

　　我们常说现在的人心理问题很多，但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根源就在于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把自己跟他人隔离开来，把自己跟万物隔离开来。

　　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作肯·威尔伯，他写了一本心理学的书，书名叫作《事事本无碍》，这本书里面就批评以往的心理学家，批评停留在人本为人的心理学。他的心理学叫作一体心理学，人跟万物是一体的，不是把人与万物分割开来看，人跟他人也是一体的。其中他提到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我觉得很有启发，他说我们人看到一条海岸线，首先想的是这条海岸线把海洋和陆地分开了，对面是海洋，这面是陆地，这是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也正是这条海岸线把海洋和陆地连在了一起。

　　当时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中国佛教的华严宗。华严宗是以《华严经》为根本的，《华严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世界是一个整体是相互折射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以己度，度以己，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当年中国华严宗的祖师法藏给武则天和普通人讲《华严经》的道理，他四面上下都放一个镜子，中间点一根蜡烛，然后让你去看，一看这面镜子有这个蜡烛的光，那面镜子也有蜡烛光，而对面镜子的蜡烛光又反射到那个镜子上，那个镜子又反射到别的上面了，结果成了互相重重叠叠的光，由此就说明了这个世界是不能够分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国人老说“人生十有七八不如意”，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面对“不如意”这个现实。你如果明白了痛苦里面有快乐，快乐里面有痛苦，你就能够懂得人生总要经历快乐的时刻，也要经历痛苦的时刻，只有经历过一些不幸福的事情，才知道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才会懂得珍惜，所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就会决定我们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生命。

　　中国文化是为己之学，“为己”就是为了完美自我

　　哲学跟我们的人生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哲学价值观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中国的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人文精神的文化都是相类的，在天、地、人中间，我们尊重天尊重地，但是更强调人，我们最关注的是人，所以叫作人本。

　　我们常常讲人的心在支配人的一切活动，人如果贪、嗔、痴不除掉，你自己的人生不得安宁，这个世界也会让你搞得不得安宁。所以中国文化里面强调的“以人为本”，你要这个世界和谐，首先要人和谐。人是人群。人群中又以什么为本，以每个人自己为本。你要想搞好人际关系，跟别人和谐相处，首先不要去怨天尤人，首先要反省自己。

　　中国文化中一直强调反求诸己，不要怨天尤人，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佛教里面提到的嗔性。佛教讲人有三种心：贪、嗔、痴。嗔就是怨恨心理，什么事情都是怨天怨地，不反思自己。我常常讲有嗔性的人其实就是自寻烦恼的人，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嗔性少一点，人的精神就会愉快一点。我们经常讲，化怨嗔性为感恩性，即使人家对你不好，说你的不是，也不要去怨恨别人，其实这也是一面镜子，反射你身上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要感恩。

　　中国的文化一直是层层相类。我们常讲，中国的文化是为己之学，《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战国末年的一位大思想家荀子，对《论语》里面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为己之学”？“为己之学，为其身勉”，所谓的“为己”就是为了完美自我。那什么又叫作“为人之学”呢？“为人之学者，以为禽犊”，把它作为一种禽和犊，过去来讲就是一种财富的象征。为己之学，美其身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就是这种人的学习是他从耳朵里面听进去以后，记在心里面，又把它落实到行动上去，是变化自己气质、使自己人格更加完美的一种学问。“为人之学者，以为禽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耳朵里面听进去了，嘴里面说出来贩卖了，是不通过心的，对自身的变化不起作用的，只是作为一种知识传输给别人或者炫耀给别人。

　　一句流传千年影响极其广泛的一句话叫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谓的“为己”就是完美自我，所以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我们有幸成为一个人，成为天地万物之间最为尊贵的生命体，就应该不断地去完美它。一个人要不断地完美自己，提升自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现在不去那样做，天地就要诛灭你。

　　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不同

　　前一阵子人们都在倡导所谓的普世价值，哪有什么普世价值观念呢，不同的文化它的价值观念是不同的。

　　有人说仁爱就有普世价值，是，从表面来看仁爱是。基督教讲爱，佛学讲慈悲也是爱，孔子儒家也讲爱，这看起来好像是普世价值，但我们再仔细一看，基督教讲的爱是什么爱？佛学讲的爱是什么爱？儒家讲的爱又是什么爱？它们是不一样的。如果非要说相同的地方，有，中国的墨子讲的“兼爱”有点像基督教说的爱。

　　不同的文化理念从生命观上就可以看出来。基督教文化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上帝的子女，子女跟父母在某一个意义来讲都是上帝的子女。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是西方文化的特色。生命的延续是上帝不断地创造出一个个新的个体，借着父母的肉体把这些生命制造出来。

　　那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从根源来讲是天地，“天地者，生之本也”，所有的生命都要分成不同的类，有人类、禽类、兽类，每一类都有它自己的生命源头，就是它的祖先，所以“先祖者，类之本也”。生命是自然的生存，生命的延续是靠父母子女这样代代血缘相续的，所以子女跟父母的关系是一种亲密的血缘关系。可以说是一个代代相承的生命观，非常强调血缘之间的亲情关系。所以中国有了这样一种价值观，首先要爱你的家人，然后再去爱其他的人，然后再去爱万物。我们都是同类，所有的民族同胞和所有的物都是跟我们同类的。

　　西方的文化如果把它归结起来看，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救赎和他利。上帝就是救世主，我们每个人都要靠上帝来救赎，靠神来救助，包括印度文化中的宗教也是一样，一切由神来决定，一切也要靠神来改变，所以神是救赎，靠外在的力量支援你。

　　中国的文化是强调自救和自律，要靠自己来救自己，自我提升，行为自我约束，为仁由己，所以强调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当然人的自觉性是有限的，也必须要有外力来辅助，所以也不能没有“法”，但重点是强调道德的自觉、自我的约束。我们现在张口就“仁者爱人”，其实不是，仁的精神首先是要自爱，也就是《论语》里面讲的“克己复礼为仁”。我们要这个社会能够安定和谐，就必须要求每个人遵守社会的公共道德，就是“礼”的制度的规定，这就叫作“克己复礼”。过去常常讲“治世要用儒”，治世不用儒的话就是鼓励大家去造反，不遵守礼仪，这样社会能安定吗？安定不了。人文的概念就是“礼乐教化”，也就是中国常讲的文化，强调“自立自治”。“仁者爱人”是仁的一个内容，但我觉得最深的还是自爱，我这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它告诉我们仁的思想的内涵：

　　有一天孔子在屋里面坐着，弟子子路进来问学，孔子就问了他两个问题，一个是何为仁，一个是何为智。这两个问题被古人看作是圣人的重要标准，圣人就是既有“仁”的品质又有“智”的智慧，智的问题我暂且不讲，先讲讲仁。何为仁呢？子路说“仁者使人爱己”，这固然没错，你如果是个仁者的话，必然会受到尊敬爱戴。所以孔子给他的评价是“可谓士矣”，可以说你是一个读书的人了。过了一会儿，子贡又进来了，孔子还问他这两个问题，子贡回答说，“仁者爱人”。孔子给他的评价是“可以为士君子矣”，可以称为读书人中间的一个君子了。过了一会儿，颜渊进来了（他是孔子最喜爱的弟子），孔子还是问同样的问题，颜渊回答是“仁者自爱”。孔子听了之后大为赞赏，他说“可以为明君子矣”，说颜渊是真正明白道理的一个君子，懂得“仁者自爱”。这里的“仁者自爱”跟前面讲的“克己复礼为仁”是一致的。《论语》记载的也是颜渊问孔子，何为仁？孔子的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又问他，请问具体哪些方面？孔子就告诉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自爱，自爱才能自尊，才能够去爱人和尊敬人，才能够受到别人的爱和尊敬，所以不能本末颠倒。

　　为什么说“学了儒释道才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

　　中国文化中最强调的是责任，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到了卫国，卫国的君主就问他，我如果把国家交给你来治理，你从哪里下手？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首先要从正名入手，卫国的君主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说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连饭都吃不上，社会也不能安宁。我们要循名责实，我们考察干部就需要遵循这条原则，你担当什么职务，就要做合乎你职务的事，敢于担当。韩非子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

　　曾经在一个课堂上，有一个学员讲他学习了国学后的体会，他说学了儒家后拿得起，学了佛教后放得下，学了道家后看得开。总结得很好。

　　为什么说学了儒家就拿得起呢？最根本的就是儒家敢担当，所以儒家要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有了敢于担当的精神，才能拿得起。佛道也是中国的文化主体结构的东西，中国文化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多元、包容的传统，现实中始终是三教并存、相互补充的。西方文化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由基督教文化垄断的，一切不符合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思维方式就要被排斥，就要被宣布为异端异教，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而在中国始终是多元并存、相互尊重的。

　　我们过去讲“以儒治国”，儒家思想主要讲治理国家和社会。“以道治身”，确实我们的养生和医学等方面与道家思想关联得更多一些。“以佛治心”，是指佛教认为我们人类和社会的一切问题，根源都在人心中，尤其是贪、嗔、痴三心，佛家把它整个的理论实践概括为戒、定、慧三学。以“三学”来应对人心中的贪、嗔、痴。佛教里面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我们常常讲以佛来治心。治国、治身、治心是相互配合的。

　　学习了道，思想看得开。中国道家的思想强调“道法自然”，以自然为准则，尊重事物的本来状况。它非常强调一个观念，叫作知足。道家讲每个事物都有它的天性和本性，本性规定它需要多少，满足它的需要就可以了，过了反而会损害它。道家的思想强调自然合理，要合乎每个事物自然的状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实事求是，注重个性差异。 道家是非常注重这个差异的，《庄子》里曾经讲到一个故事，讲一只大鸟和一只小鸟，大鸟要吃饱肚子就要四处觅食，小鸟肚子那么小，有几粒谷子就饱了。有一次两只鸟碰到一起了，小鸟看到大鸟能够四处游走，尝尽天下美食，就非常羡慕，想像它一样。大鸟看到小鸟吃两粒米就饱了，非常轻松，免却了四处奔波觅食的辛苦，也非常羡慕。庄子就评论说，大鸟你不要羡慕小鸟，小鸟你也不要羡慕大鸟，你们两个本来就不同，大鸟如果像小鸟那样轻松，弄不了两天就饿死了，小鸟要是尝遍天下美食，一顿饭就给撑死了，大家要顺其自然，懂得知足。

　　知足者把其他的东西看作是身外之物，不需要留恋，看得开。所以道家的思想对人生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为什么佛教能够让人“放得下”？佛教的思想让我们懂得万物都是无常的，不是永恒的，这跟缘起思想有关系。佛教认为万物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有，那么因缘形成的这个世界的万物有什么特点呢？那就是无常。缘有聚也必然有散，因此一切事物有生，也一定有灭、有死，有聚一定有散，有会一定有离，这是缘起法的特点，没有永恒。所以对生命的贪恋和对外物的贪恋都是没有意义的，总有一天，你要撒手而去，什么东西都不属于你。人有生老病死，万物也是如此，就像沧海桑田的变幻。我们生存的环境也不是永恒的，它在不断地变化着，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

　　佛教在《金刚经》里讲“一切有为法”，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在佛教里面都被称为“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就是应该这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它？是六个“如”：“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像梦境一样，像幻觉一样，像肥皂泡一样，像影子一样，像露水一样，像闪电一样。“梦幻泡影”是说它没有实实在在独立的主体和自性，在佛学里面就叫作“无我”；“如露亦如电”是指一闪而过，也就是无常。佛教的缘起理论让我们认识到整个世界是无我的，无常的，所以对物的执着也好，对自我生命的执着也好，都是我们烦恼的根源。用两句话来概括人们的问题，就是：“执取名相看不破”，“执我为本放不下”。所以要是你们有一天能够放下自我，就真正自由自在了。懂得了佛教的教义，就可以放下、自在。你们可以看到佛教的很多庙里都挂了一块匾―“得大自在”。所以我们人如果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幸福的人生境界。有的人是三样俱全，既拿不起，又放不下，还看不开，这是最痛苦的；有的人拿得起但放不下也痛苦。

　　中国的三大文化体系应对了三大矛盾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哲学观念对于我们的人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碰到最多的三个大矛盾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己的身心的关系。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三大文化体系不恰好应对了这三大矛盾吗？

　　道家的思想就可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道家思想里面，自然的概念不是指天地万物，而是指事物的本性，只要我们尊重自然的本性，去适应自然的环境，就不会跟自然形成矛盾和冲突，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生存的环境，这不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吗？道家的思想认为人的生命要活得好，必须要顺应自然，顺应事实，顺应日夜，这是最基本的一条。现在《道德经》在全世界翻译的语言之多仅次于《圣经》，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像德国、法国，他们的学生和一般的公民对于《道德经》的了解大概比我们中国人还多。

　　儒家的思想其实就是来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反省自我，不要怨天尤人，这也很契合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问题。

　　现在世界上还有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身心的矛盾，或者叫灵肉的矛盾，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所以现在心理学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人的心理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佛教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源。

　　中国的文化是内向，一切都往内，在天、地、人中间找人的问题；在人与人之间找自己的问题；在自己身上找自己的心，一层一层地向内，不是一层一层地向外。西方文化就是向外，身心的问题主要是去找身体的问题。

　　比如治理环境的问题，现在的思路就是把它当作外在的，不从人的本身去找根源。人的贪欲不灭，这个自然就永远治不好，这边在治那边又在破坏，所以西方的思路是向外。我们是向内，这是因为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其实也就是哲学的差异，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学点哲学对我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对问题能够看得更明白更透彻，所以不要把哲学看成是神秘的、空洞的。

　　中国的学问就是强调要有所受用，要知行合一。中国哲学一个重要的品格就是实践性，不是空谈的。过去的人有没有空谈的？有。我们历史上很多的理学家，走着走着就走到空谈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道理讲得还不错，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哲学强调的是“内圣外王”，内圣就是提高我们的素质，做内圣的功夫，提升自己要成圣，成不了圣，也要成贤，成不了圣、成不了贤也要成人。人跟动物的差别很小很小，一不小心就变为禽兽，所以学习首先是要学习做人，人做好了还要进一步提高成贤成圣。要做出事业来，做出事功来，叫外王，“王”就是指事功、事业。你不光修养好了就行，还要做出事业来，外王是结合在一起的。

　　《大学》里提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的功夫就是做内圣的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把这个心正好，然后落实到自己身上来改变自己的气质，变化气质改变心性，然后落实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出事功来。

　　所以中国的哲学一定是知行合一的，《中庸》里面给我们提出来一个很好的问学的过程，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要能够提出问题来，给自己提出问题来，给老师提出问题来，还要思考，还要有明辨，最后笃行，实实在在地落实到行动上面去。所以中国的哲学不是空谈，不是虚谈，而是能够落实的，能够变化气质、改变心性、提升素养的。

中国哲学论文3

　　中国现代哲学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对现代中国哲学影响最大者当数德国哲学。可以说，德国哲学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理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德哲学的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早在德国哲学影响中国哲学之前，中国哲学就对德国哲学家产生过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要说中国人文科学对德国人文科学( Geisteswissenschften) 的影响，首推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对德国近现代一些重要哲学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德国哲学家对待中国哲学的态度，不但具有文化交流史的意义，也具有世界哲学的意义。

　　( 一)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中国人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逐渐了解与谈论德国哲学。比起中国哲学家对德国哲学的了解，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要早得多。17、18 世纪，中国文化大规模、多渠道、多层次地传到正值启蒙时代的欧洲，当然，这种文化传播工作基本上是由欧洲的传教士完成的。1687 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1623 ～ 1693) 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这部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四书五经的历史和要义、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思想，对四书五经的重要注疏、佛老和儒家学说的区别、以及《易经》六十四卦及卦图之意义进行介绍。德国哲学家托马修( Christian Thomasius，1655 ～ 1728) 首先在法国、德国、荷兰出版的几家杂志上读到该书的节录，然后读完全书并写出长篇评论。莱布尼茨也在该书出版的当年 12 月，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长期怀有的想看到《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愿望。

　　( 二)

　　从 18 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评价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从赞美的对象变成了批判的对象。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能完全用不够了解来解释。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西方人在对待其他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也变得越来越明显与强烈。出于西方中心论的傲慢与偏见，对中国哲学的热情在德国哲学家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哲学极度的藐视与不屑。

　　也许人们会说，此时的德国哲学家由于自己哲学思想的关系而对中国哲学持批判的态度。例如，康德强调个人自由的道德哲学与将公益置于首位的儒家道德哲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康德对不强调个人道德意志自由的儒家哲学不会感兴趣。尽管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在西方哲学中，康德哲学是与儒家哲学最契合的，而且西方学者也有这么认为的。

　　( 三)

　　进入20 世纪，随着现代性危机的日益暴露，西方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批判越来越深入。同时，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变，即更多地是以理解和欣赏的态度对中国哲学作出大体正面的评价，而且也日益觉得了解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对话，是有益的。但也并非所有德国哲学家都是如此，例如，胡塞尔在其 30 年代的著作中就用理性来区分西方和印度与中国哲学，他认为只有欧洲才有真正的、以绝对真理为目的的理性，而印度与中国只有“准哲学的”理性，所以哲学是欧洲特有的产物。与此相反，舍勒和雅斯贝斯都明确提出“世界哲学”的概念。在雅斯贝斯看来，世界哲学是欧洲哲学的出路: “我们正走在通过我们时代的暮色从欧洲哲学的晚霞走向世界哲学的朝霞的路上。”

　　在布伯与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发现了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真正接受，这种接受为中德哲学的平等对话打开了一条道路。从德国哲学中获益良多的中国哲学家期待这种有益的对话在我们这个世纪能够继续下去，尽管这在今天可能仍然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目标。